二

維柯對待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態度在許多方面相似於他對宗教的態度。在他身上沒有傳教士、宣傳家和鼓動者的痕跡，這些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哲學家身上是存在的，喬爾丹諾·布魯諾和康帕內拉最為突出。後者雖然是那不勒斯人，但維柯卻從未提到他。當然，他的時代和祖國不適於出英雄，由英雄導致的劇烈的社會變革和革命並不存在，但政黨積極支持奧地利和法國，人們獻身於這個或那個黨派，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流放。

首先，在這時期教會與政權、那不勒斯與羅馬之間的鬥爭達到了頂峰，這一點體現在彼得羅·詹農身上，維柯從未提起過這個人，正如他從未提及並且似乎忽視了整個運動一樣。政治生活在他頭頂上一卷而過，就像天空及其星辰，他從不枉費精力致力於此。一如宗教論爭，政治的、社會的論爭處於他的活動範圍之外，他的確是一個非政治的人。我們不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或缺點，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一種鬥爭排斥另一種鬥爭，一方面的努力使得其他成為不可能。

他並不避免一切與政治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接觸，相反，他經常被迫以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寫成的來歷、演說、散文和短詩的形式來關注這兩方面。單單這些就足以重寫一部那不勒斯史，以詳述其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的所有變遷：西班牙的統治，奧地利黨派的密謀與革命，西班牙統治的反撲和重建，奧地利的勝利，奧地利的統治，西班牙的再次征服和波旁王朝的統治。但維柯「迫於其必然性，非常順服」[8]，作為皇家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他被迫提供了一些受當局之命的應景之作，就像布商提供窗簾、泥水匠提供各種圖飾一樣。他提供了怎樣的窗簾和圖飾啊！17世紀的西班牙風格在文學領域仍占主導地位，僅僅這一事實幾乎就足以解釋我們所能看到的維柯那諸多頌詞中的誇飾和華麗。他本人態度的淡然和率直可以從他的自傳中看出。

在提到奉西班牙總督阿斯卡羅那公爵之命撰寫的《獻給腓力普五世的頌詞》（Panegyri-cus Philippo V inscriptus）之後，他若無其事地僅僅用個「不久以後」又接著寫道：「不久以後，這個王國轉而處於奧地利統治之下，時任駐軍司令的道恩伯爵命我」為紀念卡佩塞（Guiseppe Capece）和桑格羅（Carlodi Sangro）[9]撰寫銘文，這兩個反對腓力普五世的造反者在馬基亞（Macchia）密謀被鎮壓前一些年被前政府處決了。維柯在他的《那不勒斯親王的密謀》（De Parthenopea co-niuratione）中，從波旁王朝的立場描述了這一密謀案。

但這並不能表明維柯性格的根本特征。必須指出，在他的這些作品中，雖然他是演說家和贊頌者，但他決不能被稱為阿諛者。阿諛者，那種沒有良知的人，會辱罵和誹謗他所稱頌者的敵人，甚至會攻擊被征服的一方：這就是奴性。但維柯雖然知道把對自己有害的字條送到Acta Lipsiensia去的那個意大利人或那不勒斯人是誰，卻仍然大度地拒絕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因為這張字條在傾向上是反天主教的，所以很可能會輕易就毀了他。[10]他毫不猶疑地盡了自己作為修辭學教授的義務，卻避免介入他所稱頌的恩主的利益中去。

關於他受委托和為了他的一位出嫁的女兒的收入而作的《安東尼奧·卡拉法傳》（Life of Antonio Carafa），他說，該著作是關於按道義來錘煉主題、對名家的尊敬、對真理的公正主張的。[11]回到前面提到的卡佩塞和桑格羅一事，當他在《論帕耳忒諾珀的結盟》中說起這兩個勝利黨派的敵人時，他在此也在一些細節上表現了他精神的高貴。關於拒絕向西班牙士兵投降的卡佩塞，他說「他袒胸赴死，以他勇士的氣概要求一死，他無怨無悔地倒下了，死得非常英勇，他因其事業而榮光」。關於桑格羅也是，在寫完有關路易十四給他送去一個到達太晚的緩刑令的傳聞之後，他補充說：「然而這個被定罪的已經遭受到刑罰的人，卻更值得同情。」[12]

[8]《著作集》第6卷，第20頁。

[9]《自傳》，在《著作集》第4卷，第394頁。

[10]1729年12月4日信，載《著作集》第6卷，第32頁。

[11]《自傳》，在《著作集》第4卷，第366頁。

[12]《著作集》第1卷，第367、3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