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因此我們不必在宗教、社會或政治生活中尋找、創造或者要求一個英雄的維柯，真正的英雄就是站在我們面前的維柯，哲學生活的英雄。我們注意到他對「英雄」這個詞以及所有它的衍生詞「英雄主義」、「英雄的」等的偏愛。他不斷地使用這些字眼，並賦予其各種用法。對他來說，英雄主義是出現在歷史之初並在歷史進程中重現的強大的原始力量。

在他尋求真理，克服各種障礙開辟科學之新路時，他一定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這種力量。正是這樣一種力量，使他能夠戰勝年輕時的疑懼和挫折——這些時常使他深深地陷入個體的、宇宙的悲觀情緒，如我們在那首題為「絕望之感」的詩中所見到的那樣——而上升到科學方法的確定性，這體現在《我們時代的理性研究》（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以及由《論古代意大利人的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所代表的歷史哲學研究的最初嘗試之中。

由此出發，部分地拋棄原有的想法並重新謀劃布局，使他在——如他在談到其著作中的發現時所說——「經過二十五年的不懈的艱苦思考」之後，寫出了《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則和唯一目的》和《新科學》。

這個貧窮的語法和修辭學教師，這個被同時代一位嘲諷者描述為「瘦弱的、轉動著眼珠、手里拿著戒尺」[21]的老師，這個不幸的一家之主，他所完成的著作是令人驚訝甚至是令人敬畏的。這就是灌注在其中的一股精神力量。這是一部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著作：對現在而言是保守的，由於它和古代世界及文藝復興的關聯；就它為後來所知的19世紀奠定了基礎而言，他是反對當時和過去的，因此又是革命的。

在科學的領域內，這個地位卑微的人就成了一個貴族：他誤歸之於他同時代那些驕傲自負的貴族和教士的拙劣之作的「貴族風格」[22]，其實是屬於他自己的。他憎惡當時正在法國、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逐漸流傳開來的政治和社會文學，所謂的「女士書籍」。[23]但他竟然也回避那種被我們現在稱為「手冊」的另一類書，這類書詳細解釋了其他人所確定的基本定義和事實，它們只對年輕人有些用處。[24]

從青年時代起，當維柯還在學校的時候他就飽受折磨，他認為沒有必要為此浪費哪怕一丁點自己神聖的科學生命。他所面向的公眾不是孩子們、貴族老爺和太太。當他寫作時，他的第一個實際的想法是，「像柏拉圖、瓦羅或者魁因圖斯、墨修斯、斯坎沃拉這樣的人對他的思想成果會怎麽看？」其次是「後代會怎麽看？」[25]

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他唯一關注的是文壇、學者們的友誼、歐洲的學術界。這樣一個公眾群體不需要他重復科學史上已被發現和表達的東西，而僅僅要求他寫出那些構成真正的知識進展的思想：不是成卷的大部頭著作，而是「充滿原創性的小冊子」。[26]他的公眾是理想中的，時常被他簡單地混同於現實中的職業性學者和文藝評論家。這一錯誤經常使他感到驚訝，正如有關形而上學話題的簡短著作事實上所是的那樣，這些著作在他看來具有一種特別的力量，他很公正地把它們與宗教的沈思相比較。後者「簡短地提出了一些要點」，它們對於基督教精神的發展，較之「那些最有天分的布道者的最雄辯最清晰的說教還要更具價值」。[27]

這種對簡潔性的熱愛使他拒絕用很多的書來給文壇增加負擔，用他的話說，文壇已經不堪重負而下沈了。他沒有出版自己的那些論文，只是出於責任感才刊印了《我們時代的理性研究》。他經常表達出這樣一個願望，即《新科學》應該在他身後留存下去，因為這部著作是總結性的，它完美地集中表述了他此前的所有成果。

與他的貴族式理想相伴隨的是他的「科學生活」這一觀念所體現出的最高貴的尊嚴和最深切的忠誠。我們可以從他的論辯中編出一整套關於文學爭論正確方法的教學問答來。他說，我們必須旨在勝於真理而非勝於爭論，因此他希望爭論要「以最冷靜的推理方式」來進行，因為「強大的人不會威脅別人，正確的人不會辱罵別人」；爭論無論如何必須富含平和的語詞，「表明爭論者的心靈是寧靜安詳的，而不是激動不安的」。他在回答那些意見模糊的論爭對手時說，「這個判斷用詞太籠統了，除非提出的批評具體明確，否則嚴肅的人是不屑於回答它們的」。

[21]《維柯傳記》，第82頁。

[22]《著作集》第4卷，第93頁。

[23]《著作集》第4卷，第5頁。

[24]《著作集》第2卷，第123頁。

[25]《著作集》第5卷，第50頁（注釋）。

[26]《著作集》第2卷，第148頁。

[27]比如他1725年11月18日致Saliani的信，載《維柯傳記》，第97—98頁，原稿我在收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