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的這一時期，歷史研究並未受到維柯的深刻影響，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民族振興的沖動導致了對原始時期和羅馬史研究的忽視，那時集中全力探究的是意大利共和國的起源和變遷，而這個主題是維柯完全忽略了的。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已經占據了法學界，尤其是南方法學界的主導地位。雖然它在這一領域並未產生重大的科學成果，但它給了法學家們一個判斷的高度和廣度，以及被長久記住卻有所遺憾的具體觀點。

1870年以後，隨著哲學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衰落，對維柯的研究衰落了。40多年中沒有人提出過要重印他的作品。坎托尼於1868年發表的專論已經準確無誤地表明了這種衰落跡象，盡管其中包含一些有價值的段落，因為這個專論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即維柯的偉大價值在於他更多地是一個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形而上學家。這一看法與其說是由於坎托尼在哲學上歸之於他的內在弱點，不如說是這位評論家潛在地存有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形而上學是一個毫無價值的東西，它的用處只體現為能在南意大利人混亂的頭腦中激起熱情。

作為最後的一個侮辱，《新科學》偉大的唯心主義，竟得到了實證主義者們的贊揚，這些人幾乎無知到了天真程度，他們毫不遲疑地——現在也是毫不遲疑——宣稱「真理就是行動」（verum ipsum factum）這句話，是對他們信仰的正規表達的確證。

按照他們的說法，這句話意味著真理就是我們看到和觸到的事實。對維柯學說中任何具體問題的研究作出真正貢獻的著作幾乎沒有。只是到了最後10年，對維柯的興趣才隨著哲學研究的總體復蘇而重新興起。

上世紀末出版的關於維柯的最好的兩部綜合著作之一是德國天主教徒卡爾·維納（1881）寫的，他非常細心地解釋了維柯的哲學和歷史學說，並在巴德爾及謝林的第二哲學的影響下，從思辨的有神論觀點來評判它們。與坎托尼對心理學的偏重相比，它更傾向於對維柯的理解。另一部著作是英國人羅伯特·弗林特（1884）寫的，他針對選編哲學經典這一話題寫了一篇簡短的專論，在細節上很精確，如果說它不甚深刻，但至少在感覺上卻是清楚可靠的。最近，法國的索雷爾已經表明，把維柯的某些觀點，尤其是關於重演的觀點運用於原始基督教史和現代無產階級運動理論很有成果。在德國，比斯與毛特納已經使維柯關於隱喻和語言的概念再次流行起來。

盡管如此，在有關現代哲學史的著作中，維柯從來沒有得到過公正的對待。這些著作，無論是在霍夫丁的書里，還是在文德爾班的著作里，事實上在所有其他著作中都一樣，要麼對這位意大利哲學家隻字不提，要麼只是在「歷史哲學」這門可疑的科學中把他當作一位晚於波蘇特而又早於赫爾德的實驗者提起。對維柯缺乏關注的原因在於對維柯思想的真實本性認識不足，他在知識論、倫理學、審美學、法學以及宗教領域的豐富活動，都隱藏在了「歷史哲學」這一標簽之後；另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政治和文化史對哲學史的反撲。

它造成了這樣一個後果，即思想家們的社會影響隨著他們所屬的民族或國家的衰落而完結，或者那些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對歐洲文明沒有產生巨大影響的人，從哲學觀點來看沒有為其他人提供多少價值，但作為社會生活的闡釋者和文化趨向的代表更有影響和更有名氣。

因此，有一些人是不可忽略的，例如培爾、霍爾巴赫或者門德爾松，盡管與這些人相比詹巴蒂斯塔·維柯算是侏儒中的巨人，但忽略掉他卻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我們業已強調過的哲學史和文化史之間的差別，已經從理論上表明了這種歷史的不公，維柯的特別情況則清楚地表明，18世紀初歐洲思想史由於忽略了維柯而產生了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