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定不能因為無視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史或把哲學史與文化史相混淆，就把維柯聲望的浮沈史代之以或混同於對他思想的闡釋和評價。[2]即使是當我們過渡到後一種歷史時，我們也必須提防另一種錯誤，即根據維柯的方法來裁定他的著作對文化的進展是否有用，以及我們應該承認這種用處有多大。這種探究是無意義的，也無法衡量這種探究有多大意義。

一個耶穌門徒可以以一當百，一個數世紀以後產生的效應，可以補償其長久以來的延誤，一個本不應當被遺忘的觀點，可以變得最引人注目和富於啟發性，一個被重新發現的真理，能從這一再次發現和看似多餘的發現中，證明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維柯的著作——這是通常的裁決——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因為它生不逢時，過於早熟；它持續地不被了解，或者僅僅因為它不能表達任何新東西才被人理解。這樣的話是對歷史的褻瀆。歷史不會讓任何東西毫無用處，它自始至終都是天意的作品，它的巨大用處不能以凡間的渺小尺度來衡量。

維柯在18世紀得到過賞識嗎？有人讀過、理解過並追隨過他嗎？這一問題的答案要同時從是和不是兩個方面來回答。從這個世紀提到他的名字和學說的作家所寫的諸多零散文章，從他的思想在意大利和外國文學中所留下的，雖不被承認但仍可看到的明顯痕跡，可以得出肯定性的回答。

但對於一個像維柯這樣的思想家，我們只有掌握了他的根本思想，感受到了激發他的那種精神時，我們才能說了解了他。現在聲稱是他著作之影響力證據的大部分事實，與一些脫離整體的具體學說有關，這些事實同他那個時代的任何其他學者、評論家或反論家所提出的事實一樣被接受或反對。

首先，這一點適用於他的關於羅馬法典起源的理論，從1728年到1731年間本納爾多·塔努齊和吉多·格蘭迪之間所進行的爭論討論了這一理論，在1736年又遭到了洛馬諾的反對，1735年在法國被博納米所接受，1750年又被泰拉松重新提起；另外，關於羅馬歷史和原始政府的觀點由查斯托魯斯提到了，又被杜尼采納擴充，杜·比格農則從杜尼那里學到並利用了它們；還有關於史前時期和人類起源的假說，它曾被法國的布蘭格和意大利的馬里多·帕加諾運用和修正；最後，有一些有關詩歌和語言的概念，在帕加諾、瑟薩羅蒂（Cesarotti）和其他一些人那里重現了。

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研究和評判政治制度和法律的方法。關於這一問題，已經有人把孟德斯鳩和維柯作了比較，並指責他肆意利用了《新科學》而不承認。孟德斯鳩的日志證實：1728年，威尼斯的安東尼奧·孔蒂建議未來的《論法的精神》的作者去購買那不勒斯的維柯的著作，孟德斯鳩一定在翌年剛一到達那不勒斯就遵從了這一建議，因為有一本1725年版的《新科學》復本仍然保存在查多·拉伯列德的圖書館里。

但這位法國作家的頭腦太不同於並且低於維柯，從而不能獲取《新科學》這一著作的精髓。在《論法的精神》中被發現的模仿的痕跡是非常可疑的，並且無論如何是意義甚微的。

另一方面必須指出，把歷史因素引進實證法學，並因此而以一種真正哲學的方式（如後來黑格爾所說）來考慮法，也就是說，把法作為一個取決於整體的時刻，而這一整體同形成一個民族或一個時期特征的所有其他因素相關聯，這個功勞一般都被歸於孟德斯鳩；但無論從時間先後還是從卓越性上來說，這個功勞實際上應屬於維柯。

[1]這篇附錄扼要重述了我在《維柯傳記》及其兩篇附錄中對這一主題所作的研究，有關更完整的細節和這里所列事實的證據請參看這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