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寫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之遺事，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又想，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治下，職工工資先是“供給制”，後為“工資分”。1956年實行“薪金制”。此後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資。以本人為例：1961年中師畢業參加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一年後轉正定級每月34元(後改為行政25級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兩年以後)才開始第一次調資，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資一發，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如此便已所剩無幾，其它開銷只能量力而行。單位一般都成立“儲金 會”，由財務人員主持經辦。每月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扣存5元錢(各單位自行約定數額)。手頭拮據時可以向“儲金會”借款，下個月發工資必須扣還;不夠再…

4月6日，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畢福劍在私人宴會和朋友言談中對毛澤東出語不敬，被要求道歉。4月9日畢福劍發微博道歉：“我個人的言論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不良影響，我感到非常自責和痛心。我誠懇向社會公眾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為公眾人物，一定吸取教訓，嚴格要求，嚴於律己。”那些要求畢福劍道歉的人，是因為他有“錯”還是因為他有“罪”而逼他道歉呢？畢福劍自己又是在為自己的“錯”還是“罪”在道歉呢？

在中國，許多人對錯和罪的感覺和觀念是紊亂的，因此長期處於一種難以自拔的失調狀態。一方面是沒有罪而被強迫認罪，最後覺得自己真的有罪，處於完全被外力洗腦、操控的狀態。另一方面，卻在有罪的時候良心並沒有什麽不安，根本不覺得有罪。不該覺得有罪的時候覺得有罪感，這是一種心理疾病，誘發和造成的因素往往在外部。同樣，該有罪感的卻沒有罪感也是一種心理疾病，誘發和造成的因素也往往在外部。…

食

“民以食為天”，中國的老百姓歷來注重一個“食”字。熟人見面，寒暄之詞往往是“吃過了?”——“吃過了。你呢?”——“吃過了。”然而，就這麽一個“食”字，卻困擾了我們數十年。這裏說的不是“三年大饑荒”，而是平常日子。

糧食定量供應，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應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城鎮居民二十五斤半。機關幹部、教師等要多一點，好象是二十七八 斤。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因為他們要帶領學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線工人要多些，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有三十多斤。中學生也有二 十八到三十斤，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育，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給予不同標準。孩子出生，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到糧站辦 理糧油供應證，於次月正式供應糧油。…

在一般人的理解裏，“火大”就是單純的發怒或憤怒，避免火大只須發火的人克制自己就可以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火大並非就是人們所說的“憤怒”，作為一種人的普遍情緒，憤怒並不是單一的，而且是一個情緒的範圍，從生氣、發火、到動怒，再到暴怒，火大從開始還有理性，可以克制，但漸漸失控，以至怒不可遏、因失控而狂怒，完全失去理性。





希臘悲劇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

含混的語言、空洞的文體往往和冠冕堂皇、閃爍其詞的騙術相輔相成。

2009年9月27日，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維廉·沙費爾（William Safire）去世。沙費爾出過許多小說、政治著作，曾獲普利策獎，被認為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但他最大的思想遺產，恐怕是他為《紐約時 報》語言專欄所寫的文章。其中有不少對語言的社會、政治意義的獨特見解。

就在他去世前幾天，我還在課堂上引用過他的一篇題為《不要這麽寫》（Neverism）的文章。這篇構思巧妙的文章包括了45個句子，每個句子都是 一個包含某種語法、句法、用法錯誤的陳述，而這個陳述所說的又正是這個錯誤。這些錯誤都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使用者常犯的，不過只要留心，也還是可以避免的。 例如，Don't use no double…

有一篇《翻譯不知道如何翻譯“大家都很任性”》的報道說，全國政協發言人在回應反腐問題時表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用網絡熱詞，“大家都很任性”。譯員當時與發言人溝通，詢問“大家都很任性”是什麽意思。這雖然不過是一則“花絮”報道，但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如何在公共話語中使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作清晰的表述。

在漢語的習慣用法裏，“任性”是一個貶義詞，說一個人任性，是指他由著性子，沒有約束、放縱胡為、不負責任。說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任性”，會讓人以為，這樣的反腐是隨意胡來，既無道德依據也無司法章程，想怎麽搞就怎麽搞。難怪翻譯會聽得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麽翻譯了。…

有報道說，淮安柴米河最近幾年河水越來越臟，發綠的河水常年散發著陣陣怪味。2014年4月25日，省市政風熱線聯動直播走進淮安。住在河邊的陳女士帶著一瓶河水走進了直播現場，當著在場的環保局局長面下跪，請求盡快治理柴米河汙染。有一篇以《“跪求治汙”一定管用嗎？》為題的評論，對這麼做是否“管用”提出了疑問，題目中“一定”二字其實是多余的，因為文章的實際結論不是“不一定有用”，而是“肯定沒用”。

這大概也是絕大多數人看了“跪求治汙”報道後的真實想法。他們會覺得這位陳女士很傻，跪求治汙除了自取羞辱之外，肯定不會有任何結果。確實，陳女士的“跪求”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要求”或“請求”都無效、都沒用的結果，她不會一開始就跪求，必定是試過了其他方法。正如評論所說，“如果不是問題解決無門，誰會當眾下跪呢？”…

十 黨國主義的精英教育

納粹政府為了培養未來的政治官員和政治立場堅定的專業技術幹部，還設立了兩種特殊的納粹精英學校，一種叫“國家政治教育學院“（Napolas），任務是培養高級的政府和軍隊幹部，另一種叫“阿道夫·希特勒學校”，任務是培養未來的政治領導人。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繼承的是普魯士士官學校的傳統，優先接受軍官子弟，與國防軍（Wehrmacht）保持全面聯系，但並不是純粹的軍校。1933年開始建立，起初由教育部主管，1936年後接受黨衛軍（SS）管理，進行的是全面納粹化的教育。軍隊是一切極權統治的支柱，軍隊成為實質上的黨軍，納粹化不過是德國軍校高度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德國極權版本。…

希特勒青年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希特勒當時要求建立一個屬於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的青年運動組織，這個組織隸屬於沖鋒隊（SA），1922年5月，國社德國工人黨的青年團正式成立。它由蘭克（Gustav Adolf Lenk）領導，為時不長，只維持到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屋政變。1925年，庫爾特·格魯伯（Kurt Gurber）重振青年團，形成了完整的組織體系，團員開始身著制服，1926年正式改名為希特勒青年團。1931年希特勒任命施拉克(Baldur von…

八 黨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

納粹黨化教育的歷史是以黨國歷史為中心的，然後再作歷史的回溯，往過去倒敘。其他黨化教育的歷史大多也采用這樣的“歷史倒敘”法。這種歷史倒敘是為了突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最終方向，這當然是由黨國代表的。過去的，更久遠以前的歷史，它的意義是由歷史終結推導出來的，這就像一部戲劇，結尾不同，前邊細節的意義也會完全不同。黨國戲劇歷史的重要歷史人物（“角色”）是“英雄”，其中黨國最大的首領便是最大的英雄，然後是其他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例如，納粹德國小學一年級課本中介紹了33位歷史人物，前10位依次是希特勒、興登堡、戈林（納粹副元首）、霍斯特·威塞爾 (Horst Wessel, 納粹活動家，於1930年被殺後，被追授為納粹運動的英雄）、諾庫斯（Herbert Norkus，希特勒青年團員楷模，遭共產黨殺害的烈士）、施拉格特（Albert Leo…

七 黨化教育中的“歷史”…

將生物法則運用於解釋歷史上一些民族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希特勒一人，但他的唯意志論卻與那些主張自然決定論的歷史學們全然不同。例如，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kob Burchhardt，《文藝覆興文化史》作者）認為，民族興旺的歷史周期約為1200年。希特勒認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衰微，完全是因為這個民族忽略了“它的生存所必須遵循的自然法則”。他還認為，一個民族只要有數千成員願意為之犧牲，不怕把獄底坐穿，它就不會衰亡。納粹德國的教育，它的首要任務就是向人民傳播納粹的這種血的價值，黨國對社會的徹底掌控使得這種教育宣傳成為完全可能的現實。在納粹還沒有奪取到政權之前，戈培爾就在日記中記錄了他與希特勒對教育宣傳的討論，這種宣傳或教育必須是全方位的，包括對學校教育、電影、廣播、出版、和所有“公共啟蒙”途徑的徹底掌控。[xxxi] 這種極權式的徹底、全面的宣傳教育不僅在納粹德國加以實行，在其他極權國家也無不如此。…

五 日常行為配合黨化教育

納粹不只是在教材讀本中向兒童灌輸對元首的絕對忠誠，在日常行為上也是如此。幼兒園和學校成為演練希特勒問候禮的培訓中心。南巴登地區的一個幼兒園竟然讓孩子將裝有早餐的袋子掛到女教師伸出的手臂上，以此來訓練孩子們掌握希特勒問候的姿勢。在“上課和下課時必須說‘希特勒萬歲’”的規定下，一年級的新生在他們的初級閱讀課本的最初幾頁就沈浸在一種深入持久的、通向新問候語的社會化過程中，這些書頁上畫著聚集在街上，興高采烈地向希特勒致敬的人群，而這幅場景，同樣成為繪畫課上最受歡迎的題材”。[xxvi]…

在黨國的政治正確和它高度強制的一致性所完全覆蓋的生活環境中，學校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黨國教師和黨國國民的身份必須是一致的，行為也必須遵從同樣性質的規範。在這樣一個世界裏，人們開始習慣性地模仿別人的行為，即使在毫無必要的場合（如家人和朋友之間）也會習慣性地謹言慎行，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習慣性的相互欺騙，連品行善良的人也不能例外。人們無法從道德上去評判這種狀態，因為要抵抗這種生活方式的道德是一種幾乎“超人”的要求。這要求一個人為了某種操守原則，而必須鼓起勇氣同周圍所有的人隔絕，這是任何一個有自我保全本能，要竭力活下去的人都非常難以做到的。

四 黨國教育的課程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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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說的由“完全的權力”（total power）所維持的“完全的意識形態”（total ideology）：“完全的權力和完全的意識形態是相互緊綁住一起的。意識形態具有一種最強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它的目標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變成意識形態口號的覆制品。換言之，它根本就消滅了生命的個體形式”。…

這種國家主義在德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中表述為崇尚原始樸實的美德、粗曠無序、原始的生存競爭。赫爾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把人類和自然的成長與衰頹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則，因此，歷史是一種有機演變，顯示於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國家）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於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費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宣揚早期德國人（他所謂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與奮鬥精神。弗裏德裏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 立志復興德國民族的道德，他組織青年，以訓練體操、野外遠足為名進行愛國主義活動，成為德國的政治體育之父。納粹讚揚雅恩是“第一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納粹教育理論家包姆勒（Alfred…

正值2015年“兩會季”，讀到一篇題為《上海政協委員:“裝逼”“屌絲”等流行詞猥瑣下流》的報道。上海市政協委員張懷瓊對“裝逼”“屌絲”這樣的流行詞提出批評。不過，他並沒有否定所有的網絡流行詞，對諸如“中國大媽、老虎、蒼蠅、躲貓貓”或“蠻拼的、萌萌噠”等網絡語言，張懷瓊表示理解和接受。

對兩類不同的網絡流行語，這位批評者給出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理由，以主張該反對或不該反對。一種理由是“猥瑣下流”，這是一個道德的理由。另一種理由是產生於“因新的事物或社會發展”，這是一個現實需要的理由。兩種不同理由的解釋會有“雙重標準”之嫌。這是因為，雖然"裝逼"和"屌絲"聽上去不雅，但同樣也是因為新事物或社會發展而產生的流行詞語。…

2014年12月社會科學院某頭面政治學者做了“不能把人治妖魔化”的講話，這個講話是作為對中國當下政治的看法而不是在專業政治學理論層次上的問題提出來的。因此，講話雖然是他的個人觀點，但卻因為迎合了某種正在變化的氣候而受到普遍關注。人們有理由納悶，社科院（號稱“亞洲第一腦”的國家級智庫）的學者公然為人治辯護，哪怕用的是拐彎抹角的方式，要釋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信號呢？在要人治還是要法治的問題上，大多數中國人不是早已有了充分的共識嗎？

在中國，“文革”後人們對於憲政、法治、民主有了強烈的認可，這是因為剛剛經歷了“文革”政治造成的全面災難，人們普遍認識到，那場災難是在憲政、民主、法治、公民權利的缺位下發生並肆虐的。要改變政治專制不只是需要批判和否定專制，而且還需要提出代替專制的正面主張，這便是人治與法治問題的產生。…

德國的教育體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紀，除了在納粹時期的急劇惡化之外，一直是歐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德國在一次大戰（1914-18）中戰敗後，帝國改制為魏瑪共和國，戰後政治混亂，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失業嚴重，盡管如此，德國的教育仍然可以說是歐洲最好的之一。德國教育一直貫穿著國家意志，國家主義成為德國文化的主導因素，從中世紀的日耳曼帝國到1806年以後有名無實的“德意志帝國”，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國”，“帝國”代表的是一種具有強烈國家主義誘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

2014年11月，一篇《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歷史必然性》文章引起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遭遇以及何種“歷史必然性”的關註。這個時候閱讀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和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便對我們更有溫故而知今的意義。

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改造”的暴風驟雨中無助地接受命運的擺布，他們遭受的厄運——那種來自生存逆境的批判和羞辱，以及以此如影相伴的驚恐、迷茫、順從、自虐、進退失據和不知所措——一直在今天的各種回憶文字中被敘述。但是。歷史家不能滿足於單純的事件敘述，他們所關心的不只是“發生過什麽”，而且還更要追問“為什麽”。“為什麽”是歷史學家所需要特別貢獻的深度思考。陳徒手研究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它的“有所思”應該是一位歷史研究者在敘述“過去事實”之外的心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