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一種舁物之具也常稱作床。唐人傳奇《虬髯客傳》曰虬髯客宴李靖、紅拂於中堂，“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床，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薄鑰匙耳。”又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朱崖邀飲楊欽義於中堂，“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絕”，“起後皆以贈之。”又《太平廣記》卷一一五引《廣異記·李洽》：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雲：“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覆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藉。”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⑧]這一類舁物之床，或者均為矮足之案。而此中又略略分出食床與茶床。朱慶余《題任處士幽居》：“惜與幽人別，停舟對草堂。湖雲侵臥位，杉露滴茶牀。山月吟詩在，池花覺後香。生涯無一物，誰與讀書糧。”[⑨]詩寫得清簡透明，“湖雲侵臥位，杉露滴茶牀”，更晶瑩得遠離塵囂。而茶床式樣，大約即如遼寧省博物館和台北故宮各藏一幅的《蕭翼賺蘭亭圖》所繪，為長方形的四足小矮床，陸羽《茶經》所雲“具列”，亦此。以食床與他床並列而略顯區別，見於敦煌文獻，《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州凈土寺沙彌善勝領得曆》：“新六腳大床壹張，方食床壹張，新牙床壹，新踏床壹，故踏床壹，又故踏床壹，無當頭，肆尺小踏床子壹，畫油行像床子柒箇，新方床子壹”（伯·三六三八）。諸般器具雖然名稱中都帶了一個“床”字，但已見得各自形制與用途的分別。唐代食床目前可以判明形制的大約有兩種，前舉李壽墓線刻畫所繪下為壸門座者是其一。又日人寺島良安編《和漢三才圖會》，“食床”條為之繪出一個四足的小方桌，釋之曰“飯台”，雖然時代後此很久，但依《曆》中的形容，且以茶床為參照，二者形制應相去不遠。《曆》中的“辛未年”，乃公元九一一年。而此際食床似乎正有過渡為桌子的趨向。五代詩僧齊己《謝人寄南榴卓子》：“幸附全材長，良工斫器殊。千株文柏有，一尺錦榴無。品格宜仙果，精光稱玉壺。憐君遠相寄，多愧野蔬粗。”[⑩]錦榴，亦即詩題中的南榴，乃癭子木[11]，以有天然紋理而為時人所喜。所謂“一尺錦榴無”，是癭子木鮮有大材也。或雲此為陳列祭品的高桌之屬[12]，似非。詩中所詠均與祀事無關，“仙果”、“玉壺”，乃酒食之美稱，後面的“野蔬”正作謙詞與它對應，則南榴卓子自是作為日常用具的食床之類，不過以“卓子”之稱而顯得格外引人註目，從這裏卻也正可捕得觀念轉變的一點消息。

 總之，席坐時代家具的完備與成熟在魏晉南北朝時被打破，唐代作為轉型期，家具名稱、功能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或曰不很確定，同樣的名稱之下，卻未必有與之嚴格對應的器具，關於床的若幹事例，正是反映了這一點。

 宋代茶床

 五代與宋相銜，成為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轉變的接近完成的過渡期。唐代概念籠統的床，在宋代逐漸完成了分化和定型：一部分成為名稱與用途都大致明確的榻；而下為壸門座者，則增加高度，從它原有的功能之一中獨立出來，演變為大型書案，此類書案以南宋繪畫為多見，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傳宋人《梧陰清暇圖》，又傳劉松年《攆茶圖》。

 兩宋一個重要的改變是垂足坐的通行，它並且進入一向保守的禮制系統。《宋史》卷一四四《儀衛二》“宮中導從之制”條，述太平興國初年時的步輦制度，雲“乘輦，則屈右足，垂左足而憑幾，蓋唐制也”。這當然不是唐制，宋摹閻立本《步輦圖》可以為證。莊裕《雞肋編》卷下：“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為禮，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為禦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為宗子若冰告其臟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遵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邪？遵絕倒者數四。則《唐書》尚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為古耳。”“舊史”，即《舊唐書》，此見該書卷一八六《酷吏下》。“遵絕倒者數四”，原書下並雲：“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臟數千貫”。敬羽是肅宗時頗見委任的酷吏，其創制的種種酷刑令人發指，惟李遵以勳舊而使羽不敢放肆，於是以禮待之而實為折磨，遵因不堪其“禮”而把臟數供出。莊裕拈出此則以明唐制，卻更教人覷得這裏的唐宋之別。

不過以士人對古典的依戀而不免把過渡期一再挽留，雖然終於緩慢走進高型家具為絕對主流的時代，但低型家具時代的若幹遺風卻始終沒有完全從時尚中淡出。它成為一種程式化的敘事語言，或圖像學中的一種符號，保存在詩詞裏，繪畫裏，而總在指引後人對古典的持守與傳承。 

但即便如此，保守古意的坐榻憑幾的藝術形象也不再有跪坐的姿勢，這便是《雞肋編》亦即宋人眼中“古人”與“今世”的界限。

 茶床的使用在兩宋依然很流行，式樣也沒有太多變化，但功能卻日益明確，即專用於擺放茶酒食。張師正《倦遊雜錄》：“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猶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茶床高饤，故雲：公筵多饤木饅頭。”筵席“高饤”，看果之屬，如《夢粱錄》所記[13]，宋人畫作中也常常繪出，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徽宗《文會圖》。又《錢氏私志》記錢光玉尚仁宗女慶壽公主事，雲府第“畫堂上有鬥八藻井，五色彩畫，花磚砌地，袞砧屏風，畫白澤圖，左設通珠（四庫本作“硃”）五明金撮角倚子、茶床，排當即施，用銀；右設黑光五明金銀鍍撮角倚子、茶床，排當即施，用銀。子孫兩向分昭穆坐。服用之物，酒食器外，如洗漱之類，賢穆者，金；光玉者，銀，未嘗錯亂。”[14]賢穆，慶壽公主。排當，即宴會。曰“排當即施”，則平日不施可知。又《倦遊雜錄》“茶床謎”條：“陳恭公以待制知揚，性嚴重，少遊宴，時陳少常亞罷官居鄉裏，一日上謁，公謂曰：‘近何著述？’亞曰：‘止作得一謎。’因謂之曰：‘四個腳子直上，四個腳子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思之良久，曰：‘殊不曉，請言其旨。’亞曰：‘兩個茶床相合也。’‘方欲以此為對，然不曉風雨之說。’亞笑曰：‘乃待制廳上茶床也。茍或宴會，即慳值風，澀值雨也。’公為之啟齒，覆為之開樽。”陳恭公，陳執中也。由此可知茶床是臨時陳設的酒食桌，平日則桌面相對疊在一起，放在不相幹的處所即所謂“四個腳子直上，四個腳子直下”，而陳待制本來也是由此一下子想到謎底。但以茶床每為遊宴亦即戶外宴會而置，因有風之日擺不得，有雨之日擺不得，若待制難得的遊宴之興偏與難得之風雨相值，豈不是經年度歲“下”不得。惟陳恭公始終不悟這裏幽默中的諷意，因此百思不得其解。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頃有老內侍為愚道，昭陵遊幸後苑，每獨置一茶牀，列肴核以自酌。”昭陵，宋仁宗也。兩事正好可以互看。出遊而以茶床相隨，其情景也還可以援畫為證，如南宋無款《洛神賦圖》（故宮博物院藏），傳劉松年《西園雅集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又故宮博物院藏《春遊晚歸圖》（圖六：1）。宋人筆下帶著敘事意味的繪畫常常寫實成分為多，用來與史實對照便每有契合。《西園雅集圖》繪北宋故事，即王詵庭園中的一次群賢聚會。兩米余的一幅長卷，其中從者荷物過溪橋的一段，繪擡“行具”者二，頂食盒者一，肩打扇挾棋盤者一；與橋上幾人相呼應者，肩負茶床，正在橋頭回首顧望。《洛神賦圖》雖是古典題材，但輿服卻並非盡從與故事相應的古制，而是多援“今典”，如隨從中的行具，如照例與行具結為一組的茶床。至於《春遊晚歸圖》，則可以說是筆繪當時，因更有細節刻畫的微至。隨行中，肩茶床者一[15]。荷交椅者一。又一人挑擔荷行具，擔之一肩，為燎爐與點茶用的長流湯瓶，另一肩為“遊山器”[16]，或曰“食匱”——沈括《忘懷錄》“行具二肩”條，於“食匱”中的諸般器具曾一一臚陳[17]。又肩茶床者身旁，一人手提竹篾編作外罩的瓶，梅堯臣“青篾絡瓶方出戶”[18]，所雲正是此物。它在宣化遼墓壁畫中也有刻畫清晰的形象[19]（圖六：2、3），由元末明初編纂的日用小百科《碎金》中，可知其名為“酒絡”，見《家生篇》“竹器”條。畫中的交椅且特別繪出靠背上端連著的荷葉托，此式乃見於宋人筆記[20]，而這裏又正好見出茶床與椅子的組合。

 與傳世繪畫呼應的另一個好例，為彭山縣亭子坡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中發現的一組浮雕作品，即西墓室享堂東、西兩壁分別安排的出行圖和備宴圖[21]。西壁出行圖以一乘暖轎為重心，兩邊儀仗煊赫，中有負交椅者一（圖七：1）。東壁備宴圖分作上下兩部，上方浮雕長方形高桌一，上有坐在溫碗裏邊的酒註，又與之配合的酒台子一對。桌子的前方放著專用作盛酒的長瓶，其中一個放在座子裏。圖的下方，一邊為“行具二肩”。一肩燎爐，爐上有炭火，上置兩個用作點茶的長流湯瓶；另一邊為形制小巧的茶床，上置帶托子的茶盞。茶床與酒桌相對設，二者的區別恰好見得分明（圖七：2），而東、西兩壁的內容又有著相互間的呼應。公著是左丞相忠肅公虞允文之子，以父蔭補承事郎，歷官至中奉大夫，其妻為丞相衛公留正之女，那麼享堂浮雕表現的正是仕宦人家的生活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