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保護權益，然後有祖宗崇拜，有這種設施的地方叫都，沒有這些設施的地方叫亦。國人住在城裏，鄙人（野人）住在城外。所以城鄉之間的壁壘形成很久了，一開始就拉開。城市的布局也是服務於行政的，中間就是皇宮，或者是官府，最好的地帶，最明亮的地方就是服務於行政中心。市場通常有了官員，有了給他們服務的人口，就要有一些消費品，要開一些市場，通常放在邊緣的地方，不是以市場為中心的組織城市。

另外我們對市場做了等級劃分，州縣之所不得正式設市，只有草市，一天開兩個鐘頭，也不是每天都開，讓周圍農民趕趕集。正式的市場是每天開的市場，跟行政的東西攪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理解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城市文明很發達，很悠久，但是有它的特征，它是管理農業文明的，它是保護組織農業文明的一個國防，組織農業文明的一個國家機器。是這麽一個特征，打造一座新城，歷史上的城市都是打造出來的，有一片地方種地，有一個稅基，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容易防守的地方建一座城，我們城市兩千多個縣城布局就是這麽由來的，不是說由於經濟活動、產業活動、某些資源條件生成，這個有，不占不是主流，主流是行政。

 當然我們也有另類城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註意過景德鎮，第一次訪問就覺得很吃驚，很早時候就很發達，瓷都。很早景德鎮瓷器就遠銷到歐洲去，可是它的所在地，這麽一個工業發達的地方它就叫鎮，不叫市，不叫縣，級別不夠。

 鎮最早是個軍事的，就像我們說的師、團、旅，一樣的建制，是移動的有大軍保護的東西。城市固定的城防，鎮是移動的一個居所，都是跟行政軍事活動有關的。那麽變成城鎮化鎮的政治地位一直比較低，我們的漢口，我們的佛山。蘇州江蘇那些大的紡織鎮那麽發達，經濟容量已經很大了，但是在我們行政體系下級別就是很低。

 我的形容就是即便工商有活動，體格已經長起來了，這件城市的外套還是很小，因為在整個國家的行政網絡當中你的級別不夠，今天還存在，蘇州經濟總量很多年是超過南京的，但是級別來看它是省城，你就是一個地級城市。我們要翻這個身可沒有那麽容易，不是說你經濟總量夠就可以叫省級城市，沒有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很值得註意，割地賠款，1840年鴉片戰爭，香港當年就是一個不毛之地，中環為什麽搞在半山上？比較幹凈一點，根本不是一座城市，化給英國以後，對中國人來說很屈辱的事情，主權一喪失它獨立經營，當了服從英國的殖民地的領導，很大的城市自主權，搞成亞洲金融中心。今天講一國兩制很大是維護好亞洲的金融中心。

 第二個例外是上海，英國人一到香港，不斷沿著沿海去勘察，勘來勘去上海這個位置最重要，揚子江，這麽厚的腹地，整個沿海是出來的那一塊，沒有什麽位置比上海更重要了。但是我們農業文明的大清朝就不覺得上海更重要，對上海的評價主要是松江府那塊稻田和紡織，對貿易從來沒有放到眼睛裏面。對海洋對海泉完全沒有概念。所以英國人來做試探說能不能在這裏找塊地落腳，上海道台輕而易舉答應了，還覺得這個洋人是不是有點問題，上海灘當年是爛泥塘，說爛泥塘你也要，租給你，說租多久都可以，最後簽的是永久的祖地契約。租界就這麽簽出去了。

 當然不能怪我們清朝的官員，世界觀就是這樣的世界觀，不從事貿易怎麽知道哪個位置重要呢？怎麽會知道港口重要呢？怎麽知道內陸的河和沿海的交叉重要呢？這是兩個世界觀的一次交涉，輕而易舉就丟了。洋人在一起就要搞自己一套治理，工部局，我們叫國中國，近代以來對國人來說是很屈辱的，主權搖動的東西。但是另一面看留下一個現代城市文明的基礎。怎麽進行高密度人口的經濟活動的組織社會制度，是個董事會管的。

 最近上海已經把整個工部局，當年的國中國的管理機關開會的記錄全部翻成中文，你去讀讀那些東西是蠻有意思的，今天怎麽管理一個高度密集型恐怕還要參考一下。上海一批所謂開放口岸，都是簽了這種類似的租界的協議，都變成了近代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橋梁。但是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今天回過頭來看，積累城市管理經驗建設經驗可能首先就是在這些地，像青島的地下設施，我們都看到，當年德國工程師把管道的口子留的好好，到今天去看八大關，看地下管道的設施就不需要我們一次又一次開膛破肚。這個東西經驗有一個積累。什麽道理呢？西歐城市化發展比我們早。

 大家看看這也是趙剛的研究，1893年我們的城市化率是7.7%，同期日本是16%，英國就是30%，這是當時的差別。最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比重，我們最大城市絕對規模不輸人，因為我們是龐大帝國的一個首都，但是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偏低，所以最大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也偏低，我們什麽是高的呢？我們的小集鎮非常多，萬人以下的遠比同期的日本和英國多。什麽意思呢？雖然有了國家帶動的城鎮化、城市化人口積聚，但是怎麽看這個國家的集聚程度？跟工業化早起步，商業化早起步的西歐，或者我們的東臨的日本比，我們在這個變量上是滯後的。

然後我們來看看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以下的城市。我們國家工業化是共產黨建立以後和包括它建立之前都是有一致認識的。建國以後工業化的推進，結束了戰爭，國家統一，另外加上當時蘇聯的援助，工業化的進步是非常快的。

 但是很有意思，工業化的同時城市化沒有跟著起來，這是我們的一個挑戰，這裏跟一些制度安排是有關系的。我們雖然《五四憲法》寫下了遷徙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但是後來執行當中遇到了很多麻煩。一個麻煩是農貿時候“一五計劃”大量招工，到了北京上海，到了鞍鋼，開采各種各樣礦業，農業的勞動力就會有問題，青壯勞力、農忙一走農業受影響。開始是農忙的時候發社論勸說，後來發現勸說不太有效，就開始農忙時期禁止農村勞動力外出。

 然後是大躍進時代，第一五年計劃，特別是1958年迅速進城的人口農業支持不了。當時沒有外匯可以買糧食，最後迫不得已1961年2000萬人由城返鄉，發一道文件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後城市戶口壁壘就高。城裏人、鄉下人吃糧食、就業、學習、看病統統是兩個世界。客觀上就讓我們跳農門就變得非常困難，你除非考上大學，除非到部隊當上幹部，其他是脫不了農門的，永遠是農村人口。工業化推進的同時城市化沒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