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個尚在爭議的話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傳媒的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從積極的意義來說，其經濟方面可以促進文化交流，給地域文化發展以新的內容、新的啟示、新的機遇；地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溝通，也可以對世界文化發展有所貢獻，連美國塞繆爾·亨廷頓也說：“在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實上，全球化的發展與所在地的文化和經濟日益脫節，面臨席卷而來的“強勢”文化，處於“弱勢”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內在的活力，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自強意識，沒有自覺的保護與發展，就會顯得被動，有可能喪失自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淹沒在世界“文化趨同”的大潮中。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當然不能算是弱勢文化，但是由於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科學技術落後，建築科學發展長期停滯不前，雖然在1920－30年代湧現出近代建築的先驅者，努力不懈地介紹西方建築，整理中國遺產，創建名作，功不可沒，但1950年代後，由於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影響，對世界建築思想的發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為過時的學術思想等所支配，如對國際式建築、現代建築拳拳服膺。現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蓋地而來，建築市場上光怪陸離，使得一些並不成熟的中國建築師難免眼花繚亂；與此同時，由於對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確的偏見，因此盡管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面對全球強勢文化，我們一時仍然顯得“頭重腳輕”，無所適從。

失去建築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茫。成功的建築師從來就不是拘泥於國際式的現代建築的樊籠，美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上海金貿大廈就是一個證明。可惜我們自己建築師隊伍對中國文化認識還不夠，鉆研還不深。

城市文明與文化一直為學者們所倡導。在1940年代，美國評論家、在歷史人文社會多領域著作等身的學者芒福德（L. Mumford）鑒於資本主義社會城市的興起與當時的社會現象，曾撰寫《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書，後意猶未盡，又進一步發展為《歷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國際、國內學術界的關註。在上個世紀末，英國城市學家霍爾（P. Hall）在寫《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後，又撰寫《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進一步選擇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個城市，細評其發展源流、文化與城市建設特點，指出城市在市政創新中具有四個方面的獨特表現：①城市發展與文化藝術的創造，②技術的進步，③文化與技術的結合，④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尋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發展史中有十分難得的“城市黃金時代”現象，這特別的窗口同時照亮了世界內外，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14世紀的佛羅倫薩，16世紀的倫敦，18－19世紀的維也納，以及19世紀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見。為什麽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並在特定的時期內，突然地顯現其創造力？為什麽這種精神之花在歷史的長河中短暫即逝，一般在十幾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來一樣又悄然逝去？為什麽少數城市能有不止一個黃金時代？為什麽又難以捕捉並創造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們無法對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敘述，對書中的觀點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聲明，這本書並不試圖說明一切，對5000年的中華文化等尚未涉及，這就從另一角度促使我們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國黃金的城市時代是什麽？對唐長安、洛陽、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況學者們大體有所了解，我們可以從中再發現什麽？（說到這裏，我很懊悔自己當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與我聊汴梁的時候，我未能一一記錄下來。）我們不一定象霍爾那樣得出同樣的結論，但是這些城市確有極盛一時的輝煌，它的發展規律等待我們去發掘和闡明。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城市無論沿海還是內地都處在大規模的建設高潮之中，可以說已經進入城市的黃金時代；並且，依筆者所見，與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可以有若幹城市同時塑造它們的黃金時代。在此情形下，關鍵就看我們如何在國家或主管部門總的建設綱領的指導下，審時度勢，及時地根據當地條件，針對自己的特有問題，利用技術進步，創造性地加以解決。每個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歷史文化，總結其歷史經驗，捕捉當前發展的有利條件，創造性地制定發展戰略，不失時機地調動多方面的條件包括文化優勢，等等，城市發展必將大有可為。最近蘇州召開“吳文化與現代化論壇”，研討會就頗有創意，首次公開向社會公開招標，征集研究課題，把研討會當作過程來辦，促成了營造社會氛圍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動；我大致瀏覽該論壇的文集，覺得它給我們的啟發還不僅在對吳文化本身的歷史發展（從吳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後的江南文化等），還在於通過對吳文化價值的新認識，將吳文化研究的主題從歷史推向了現代。鴉片戰爭後，上海開辟租界，“海派文化”的興起，至少使我國江南文化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反過來又影響江南文化的發展，至今上海及長江三角洲的發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開“中華學人與二十一世紀上海發展國際研討會”，美國百人會常務理事、百人會文化協會主席楊雪蘭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發展的原動力”，“上海具有豐富和多彩的文化歷史，並且已經開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礎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個全面的、戰略性的計劃去推動和促進其充滿活力和獨創的文化，從而來顯示上海在中國和世界的獨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書中，霍爾批判了斯賓格勒（Spengler）所說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對芒福德的批判），在斯賓格勒預言的80年後，芒福德預言的60年後，霍爾以本人的著述為證持有異議，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創造力與持續的再創造，而整個過程似無盡頭，無論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無衰微的跡象。中心的問題是，為什麽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確切的要問，點燃城市之火的創造的火花的本質是什麽？我們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問題，但更要反躬自問，難到中國建築文化傳統真的成為“弱勢文化”？處在“危險的邊緣”？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對中國如此蓬勃的建設形勢，除了吸取西方所長外，就如此碌碌無所作為？我們不能不反求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綜上所述，我們迫切需要加強對中國建築文化遺產的研究並向全國學人及全社會廣為介紹，這是時代的任務。中國史家對建築文化的研究不遺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國建築史》；1960年代，經劉敦楨、梁思成、劉秀峰等人的倡導，曾組織當時全國的建築研究力量，編纂《中國建築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動亂剛結束即著手編纂《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華夏意匠》也問世；嗣後，《中國大百科全書》之“建築·園林·城市規劃”分卷中，中國建築部分以其嚴謹的內容，光彩照人；近年來，一系列大型中國建築圖書編輯出版，亦為盛事。如果說1960年代《中國建築史》的編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築史家結合的盛舉，文革後的《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麽近幾年來除了第二代的建築史家力著相繼問世外，一系列中國建築新圖書的出版，如《中國民族建築》、《中國建築藝術史》，以及《古建園林技術》雜誌等，青年史家脫穎而出。應該說中國古建築研究經過三代之努力已經蔚為大觀，功績卓著，形勢喜人。

但是，從現實要求看，已有的工作還遠不能適應時代需要。一般討論建築文化，每每就建築論建築，從形式、技法等論建築，或僅整理、記錄歷史，應該說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與開拓之作，這是一個方面。今天，建築與城市面臨新的發展形勢，我們宜乎以更為寬闊的視野，看待建築與城市文化問題。過去，我不慚淺陋，對建築與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評論，如對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地區建築學的提倡，在建築創作中提高文化內涵等理論的闡述，此處不再重復了，現針對經濟與城市化大發展，以及欣欣向榮的建築市場，對建築與城市文化發展作一些新探索。

一、著眼於地域文化，深化對中國建築與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國城市生長於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說處於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來愈多的考古發掘成果證明，歷史久遠的中華文化實際上是多種聚落的鑲嵌，如就全中華而言，亦可稱亞文化的鑲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二裏頭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發掘連綿不斷。地域文化是人們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下，世代耕耘經營、創造、演變的結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哺育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共同組合出色彩斑斕的中國文化空間的萬花筒式圖景。

如果說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在通史、斷代史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相應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則相對不足，甚至有經缺緯（地域文化不是沒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來，本人提倡地區建築學，其理論與實踐不能沒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次去西藏就深感對地域文化的再發現，很慚愧年邁八十方初窺寶庫，相見恨晚，西藏幅員之廣闊，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純樸，實給我以極大的教育，亦堅定我對地域文化研究之責任與信心。

前人雲“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們發掘、學習、光大，當然這裏指的地域建築文化內涵較為廣泛，從建築到城市，從人工建築文化到山水文化，從文態到生態的綜合內容。例如，中國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蘊藏，中國的名山文化基於不同哲理的審美精神，並與傳統的詩畫中的意境美相結合，別有天地，在我們對西方園林、地景領域中有所瀏覽之後，再把中國園林山水下一番功夫，當更能領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有學者謂全球文化為“雜合”文化（Hybridization），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雜合”性質，不能簡單理解為純之又純，隨著時代的發展，地域文化也要發展變化；另一方面，隨著本土文化的積澱，它又在新形式的創造與構成中發揮一定的影響。這些都屬於較為專門的問題，此處不多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