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就是偏差，是根本的傷害」（cette torsion est le tort, le blaberonfundamental）。洪席耶說明，「傷害」le blaberon原本的字義便是「流向中斷」：中斷既有的理性計算邏輯；第三，洪席耶指出，一無所有的人們以「偏差之名」認同一個共同體（la communauté au nom du tort），中斷原有的話語秩序，改變分配的秩序，就是政治的「構成性偏差或是扭轉」（le tort ou la torsion constitutifs）（La mésentente 28, 34；洪席耶 30, 38）。洪席耶說：「政治的起點，就是這個主要的偏差：在算術式秩序與幾何式秩序之間被人民的空洞自由所創造出來的懸置。……這不是要求賠償的傷害，而是在說話者的分配核心引入了不可共量性」（La mésentente 40；洪席耶 45）。洪席耶以中斷原有秩序作為政治的起點，同時也說明了共同體的共有根基起源之不可能，而必須不斷地被構成與修正。…

[11] 可參考Rancièr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12; La mésentente 20-31, 71-72（洪席耶 19-31, 84-86）。

[12] 關於話語邏輯之感知分享、錯誤計算、命名的偏移與政治的出現，見Rancière, La mésentente 19-67（洪席耶 17-82）。

[13]…

二、洪席耶的「計算為一」與話語所銘刻的「缺口」

（一）感知分享的話語邏輯與計算理性的共識結構

洪席耶的核心思想在於處理穩定的權力結構之下，政治性行動如何使不可見與無分者得以出現。洪席耶認為，一個時代的政治、藝術、設計、科技、商業與日常生活所參與的世界，都從屬於其所「分享」的話語結構與感知機制（the regime of the sensible）。洪席耶所說的「分享」（partage），同時意味著在整體之下共同享有…

到底什麼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什麼是真正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私有化過程不僅是指生產機制或是財產歸屬的私人所有權，也包括了更為廣義的生產關係、生產原料、產品複製的生產線、產品行銷的交換模式、公共事務的處理程序，以及媒體管道等等面向的壟斷。洪席耶對於政治哲學的檢討，對於不同政體共識理性的批判，已經讓我們理解他的長期工作便是要指出不同話語理性對於公共空間的獨佔與私有化。對洪席耶而言，政治與民主化的工作，便是打破獨佔與私有化的合理化邏輯。洪席耶指出，當今自由主義與民主政體之下，政府自己制定法律，人民代表大致來自於類似的養成背景，政府官員同時兼任或是指派親信擔任國營公司的管理部門，政黨與公共工程招標之間共有利益關係，財團巨賈透過大量投資而獲得參選資格，私營媒體透過公共管道而壟斷媒體王國，都是各種形式的獨佔與壟斷──「在國家寡頭統治與經濟寡頭統治的堅固結盟之下，對公共事物進行全面壟斷」（“Rationality”…

一、審美-政治：勞工解放話語與批判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另譯雅克·朗西埃）所言的政治不同於以往，既不是孟德斯鳩式的對權力的精細分割，也不是作為風俗畫的文學藝術創作背景，而是一種從感性體驗出發的審美元政治，是對「治安」（police）體系的打碎與重構，與「可感性」的重新分配息息相關。「政治」是配置共同體的特殊形式，是組建一種特殊的經驗領域並劃分出作為成分的客體與具有指派能力的主體。在治安系統的「可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洪席耶指出，布爾迪厄將康德主張不屬於知識判斷的審美判斷，再次轉換為知識判斷，從而不證自明地應驗了社會學的諸種預設。這裡的意思是，若依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可知審美判斷絕非知識判斷，而是主體對形式本身做出的純粹判斷──因為美的對象不涉及內容，是以主體可對形式保持純粹判斷──而這正是布爾迪厄所質疑的。在這樣的理解下，洪席耶繼續指出，由於布爾迪厄偷天換日地將審美判斷置換為知識判斷，因而在他收集的問卷裡，農民和工人們多勾選「古典音樂不適合像我們這樣的人」，而社經地位較高的階層則多青睞「我對一切好音樂都感興趣」。洪席耶認為，這說穿了只是「考試」的情境──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學者將能獲得最好的「分數」，而農工階層只能被問卷調查給貼上「音樂鑑賞力低落」的標籤。在洪席耶看來，這不是源於被調查者的音樂鑑賞力，而是來自於問卷所予以預設，和得以被建構於其中的社會法則（Rancière 2004: 186-87）。…

作者｜哈茲米格·科西彥（Razmig Keucheyan）

作者簡介｜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內容提要：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體是當代激進左翼理論的核心論題，洪席耶、巴迪歐、齊澤克從各自的政治哲學創構出發對這一總問題進行了探討。洪席耶將「無分之分」奠基於政治與治安的對立，為了在可感物的分配上將智識平等原則公理化，政治闖入治安，並觸發了「去身份化」過程，正是此種與同一性的間離化為新政治主體的形塑開啟了可能性空間。

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巴迪歐（Alain Badiou）和齊澤克（Slavoj…

3 文學性問題與美學的政治

洪席耶提出過一對重要的概念——“治安/政治”(police/politics)，“治安”並非福柯意義上的治理術，它是“界定行動方式、存在方式與說話方式分配的身體秩序，並且確認那些身體依其名稱被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務上”15，所以，它不是簡單對身體的規訓，而是對人的感知、角色、職業形態等的分配。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詩學》所建立的感性秩序，都是“治安”的體現。“政治”則與治安相對立，它是對感知配置和界定的破壞，政治體現的是真正的平等，是一種表達的模式，“是將一個身體從原先被給定的場所中移動或改變該場所目的的任何活動”16。…

洪席耶刻意將一般意義上所謂的政治操作定位為「治理」（police），以有別於他所要展開的「政治」（la politique）的特定意義。[13]「治理」（police）的拉丁字源是politeia，意思是對於城邦的治理（gouvernement de la cité）。因此，police的字義包含了對人民的治理、管理、規範與設定秩序。洪席耶特別強調，他所使用的…

那麽，洪席耶的獨特性理解體現在何處? 或者說，他賦予這兩種詩學原則的新內涵是什麽呢? 筆者認為，其獨特性就在於從詞與物的關係來重新解釋這兩種詩學原則。自20世紀語言學轉向以來，人們對詞與物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理解，詞與物之間不再是一種必然的聯系，寫作也不必然和歷史、思想、真理、意義等糾纏在一起，而只是一種“能指的遊戲”，因此重要的不是寫了什麽，而是完成寫作這一行為本身，以此實現文字的自由，通過寫作顛覆所謂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這是羅蘭·巴特、福柯、克里斯特娃、德里達等人理解文學、寫作問題的理論前提，也構成了洪席耶理解文學兩種體制的重要參照，但與他們用“文本”、“意指實踐”或者“書寫”問題，來消解或者替代對“文學”的追問不同…

由上可知，“illusio” 即“illusion”，亦即拉丁文的“in-ludus”，可引申為主體「信入」（doxa）的幻化遊戲。上述引文的重點，在於推敲「幻化」一語的語意，進而說明個體心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嵌結，乃是「幻化」（近於

「認假為真」），因此遊戲才得以進行──這是就社會結構運作的層次去談。若再搭配前引之布爾迪厄說法「作家所必須完成的特殊工作就是既要對抗這些決定機制，也要借助這些決定機制將自己生產成創作者，也就是他自己這個創作的主體」來看，綜合而言，布爾迪厄其實並未忽視個體的自主性，他的立場不是社會決定論，也非環境決定論。藉著「幻化－遊戲感」的描述，布爾迪厄為社會學理論在個體自主性的問題上提供了解套的可能。換句話說，人文活動固然受到社會環境與所有習性、資本、場域所建構，但那不代表個體自主性會在其中全然泯滅。然而，…

洪席耶與布爾迪厄的論點，大致可以歸結為兩條相反的進路。若我們把主體自主性區分為三種層次：（1）想要有自主性；（2）可能有自主性；（3）實際上有自主性──那麼，布爾迪厄談的是「實際上能有的自主性」，而洪席耶則是著眼於「主體可能有的、與想要有的自主性」。明確地說，布爾迪厄是先承認了遊戲中的幻覺成分，再用遊戲感去推測「可能有的自主性」（亦即自主性的可能性）；而洪席耶則是從主體生活於「警治」的可感配置下，透過懸置的自由遊玩，去保全「可能有的自主性」──這條進路，或許是從「想要有自主性」出發，而去談論自主性的可能性。如果上述的辨析不致太離譜，那麼兩人的看法之所以隔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兩者的立論點、進路，和一開始所接受的前提，都不完全相同。

 …

相對而言，美學體制於各方面挑戰再現機制：對立於虛構法則，美學體制提倡的是語言優位，創作的意義可以落定於特殊語言模式的演練，而非只有發展故事的功用；對立於文類配對法則，美學體制讓所有被再現的主題一律平等；對立於合宜性法則，美學體制破除風格必須呼應內容的要求；對立於口說話語的至高無上，美學體制肯定書寫的意義(2011: 50-51)。

西方藝文發展的漫長歷程，在洪席耶眼中只劃分為二，似乎失之粗略。…

三、巴迪烏的「計算為一」與「空」的邏輯反叛

（一）水平與垂直之間或是之外

如果我們暫時離開洪席耶的理論架構，退一步思考，並且借用洪席耶所提出的治理體系與政治介入的對立作為分析框架，那麼，我們是否會如他在《政治的海岸線》（The Shore of Politics）一書中所檢視的，永遠面對著海洋與陸地之間不斷湧動的一條不穩定的線？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暫時出現而處於消失中的政治性主體，是被潮水所決定的消失，還是自主性的撤退？…

相對於實際政治的操作，洪席耶強調文學與藝術的政治性在於話語中所展現的治理性感知分配與自身感受性存在的差距。洪席耶的政治主體性必然在文字秩序與身體秩序的雙重迴路中被捕捉，也在此雙重秩序中進行重組。人們透過時代性的敘事模式學習自己參與社會的位置，也學習接受自己被給定的使命；當身體僅以其可見性的價值進入文字秩序，身體便被此秩序界定其功能，劃分社會位置。然而，在這套表面上安置穩當的社會位置之中，不平等必然存在，必然有自身與這套符號秩序之間不可共量的差距，而且只有在個別的感受中被經驗。身體感受性有其超出於可見性機制的不可計算處，文字也有其透露出無法被理性模式所涵納的主體性位置以及感性痕跡。這個不可共量的差距，不同於同時代文學藝術形式的既定邏輯，也不同於同時代習性社群的感受性邏輯。文學與藝術時常便是在呈現不同的感受空間以及不同位置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換句話說，只有在身體式的銘刻中，才能夠回溯此話語理性的計算方式，以及其所排除的感受性狀態。文學、劇場與藝術都是不同感受位置的銘刻，如同劇場一般，再次展演衝突的場景。[24]…

警治邏輯

作為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學生，法國哲學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關注的是美學、政治和哲學間的相互構連、激進平等和解放的可能的問題。



他的書寫橫跨政治、電影、攝影、文學、歷史方法和教育學等場域，其對於美學、政治和哲學的重新形構，不但對當代哲學、藝術、文學、政治學和文化研究場域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更是完全呼應了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那不自滿且與時俱進的「哲學的場域轉換」（法︰lieu et transformation de la philosophie／英︰place and…

其次，對於“美學是指一種對於藝術進行識別和反思的特定制度”的界定，洪席耶這里“制度”一詞用的是regime，而非system或者law、rule。和他構成對比的是德里達在《文學行為》一書中，將文學理解為一種law或者convention，亦即規則或者慣例和建制，同時他借鑒奧斯汀的語言理論，認為文學是一種具有施行性…

試圖以全稱方式為事件命名，則放棄了「說一半」的軟弱位置，而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惡」。 「事件」是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事件帶來變化，使情境結構與知識體系之外無法預期的事物得以出現，也可以隨之消逝，正如巴迪烏討論保羅時所說的「基督事件」（Christ event），指向了「可能即將降臨的變化」（a coming），事件是情境中「某個相異的他者」的出現（Ethics 28）。因此，對巴迪烏而言，真正的倫理，就是拒絕倫理意識形態，承認「多」的狀態，暴露知識結構的極限，而將知識結構無法思考、無法辨識與無法命名的真相帶出來。這個解離與扣除的工作，是一種思想的勞動，以便揭露一個新的思想身體，新的主體。

四、「缺口」與「空」的分離之力：重新思考平等與公共…

這篇文章想做的，是從最不設防的媒介定義出發，檢視洪席耶如何討論這幾大藝術類別之間的關係，以勾連出一套他關於跨媒介性的論點，並試圖將他筆下「媒介差異是為次要問題」的論調化轉為積極的跨媒介思維。

我們將發現，他對某一媒介的定位，往往要借助其他媒介來加以推展、完備，但他筆下具有啟發性的跨媒介概念，並非典型文字－影像研究嗜好描繪的媒介與媒介的交流、交換(inter-mediality)，而更像一種「外現媒介性」…

民主政體也受制於共識結構論述的陷阱。當代思想對於民主政治展開了各種批評，包括民主是自由主義式的多數者統治，或是民主所宣稱的自由主義無從抵制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邏輯。



但是，對於洪席耶而言，這些批評雖然成立，卻並沒有揭露核心問題。洪席耶認為民主的問題癥結其實正在於「共識結構」的悖論：民主政體以「人民」（demos）作為共識基礎，但是「以人民作主」的「人民」本身只是個「空的名字」（le nom vide）。





原本「人民」只是無法參與城邦的「平民」（demos），人民作為「無分之分」而出現，擾亂了城邦治理的穩定結構與理性邏輯，使得政治秩序得以重新分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