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席耶指出，布爾迪厄將康德主張不屬於知識判斷的審美判斷，再次轉換為知識判斷，從而不證自明地應驗了社會學的諸種預設。這裡的意思是，若依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可知審美判斷絕非知識判斷，而是主體對形式本身做出的純粹判斷──因為美的對象不涉及內容，是以主體可對形式保持純粹判斷──而這正是布爾迪厄所質疑的。在這樣的理解下，洪席耶繼續指出，由於布爾迪厄偷天換日地將審美判斷置換為知識判斷，因而在他收集的問卷裡，農民和工人們多勾選「古典音樂不適合像我們這樣的人」，而社經地位較高的階層則多青睞「我對一切好音樂都感興趣」。洪席耶認為，這說穿了只是「考試」的情境──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學者將能獲得最好的「分數」，而農工階層只能被問卷調查給貼上「音樂鑑賞力低落」的標籤。在洪席耶看來，這不是源於被調查者的音樂鑑賞力，而是來自於問卷所予以預設，和得以被建構於其中的社會法則（Rancière 2004: 186-87）。

在這樣的觀點下，洪席耶進一步指出，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預設了：每一階級的存有方式、品味、情感與思想，都相符應於階級所處的情境。而這其實是柏拉圖思想的延續，亦即將各種人依其能力限定在各自天職範圍的理想國想像（Rancière  2011:  12）。在理想國裡，每個人都必須盡自己的本分，只是不能身兼二職（Rancière  2004:  8），一個人所從事的事業，決定了他該被擺在理想國中的何種位置（Rancière 2011: 12- 13）──這種「各守分際」的情況，在階層結構中被一再加強，並被社會學方法以看似自由、看似毫無預設的客觀方式給接續了下來。對於這一全面分配的秩序，洪席耶用「警治」（la police；the Policing order； the Police order）來說明：7

布爾迪厄的批評，對照了審美的平等性與取決於社會階級之階層的品味形式的分配之實在性。這樣的批評，其實在保持倫理生活方式所分配給每一階級所宜於存在、感覺和思考的傳統。這傳統採納了它在柏拉圖理想國的哲學公式；在理想國裡，每個人必須去做他「份內」的事，如同靈魂的每一部分都在支配與被支配裡，去履行合宜的任務。這在現代生活中，藉由支配階級而更加強化。支配階級心中縈擾的焦慮是，低下階層的人民擁有了不適合他們境況的品味與志向。社群的概念乃是堅固的結構，每個團體皆透過所處的位置、職業，和適切於所處位置、功能的方式而被特徵化，這就是我說的警治。對我而言，警治並不是設計了國家機具的鎮壓手段；而是它設計了社群的秩序，其中每一部分都必須服從其所處的位置、功能和身分。（洪席耶2012: 342）8

「警治」決定了社群秩序中每一分子應處的位置，決定了每個個體的功能和身分，甚至佈置了所有可見、可聽、可想、可感知的秩序樣態──換句話說，也消除了其他不可見、不可聽、不可想、不可感知的一切。「警治」決定並部署了整個社群秩序，而布爾迪厄的社會學在其中自由採樣，然後宣布品味乃受習性與場域影響。在洪席耶看來，布爾迪厄的社會學考察只是用看似不帶立場的錯誤方法，把個體的品味狹隘地限定在各自的階層，從各自的場域、階級、經濟等一切社會學因素去解釋、去證成預設的答案，從而降低了個體的自主性──這樣的社會學考察看似客觀，實則失真。

7   關秀惠譯為「治理秩序」（洪席耶2012）； 楊成瀚譯為「警治」（2017）； 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譯為「治安」（洪席耶2011）。

8   我已調整中譯。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