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迪烏的「計算為一」與「空」的邏輯反叛

（一）水平與垂直之間或是之外

如果我們暫時離開洪席耶的理論架構，退一步思考，並且借用洪席耶所提出的治理體系與政治介入的對立作為分析框架，那麼，我們是否會如他在《政治的海岸線》（The Shore of Politics）一書中所檢視的，永遠面對著海洋與陸地之間不斷湧動的一條不穩定的線？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暫時出現而處於消失中的政治性主體，是被潮水所決定的消失，還是自主性的撤退？

顯然，洪席耶所指出的這個「缺口」或是「空隙」，是鑲嵌銘刻於話語中必然存在的差異距離。然而，正如巴迪烏在《後設政治》一書中所說，洪席耶一向的學術風格是：「處理不同話語之間的問題，從來不在其中做選擇；啟動知性的沈澱物，卻不陷入歷史內部；解構優勢統治者的位置，卻不放棄以優勢位置展現其諷刺」（“Rancière and the Community of Equals” 107）。因此，巴迪烏認為洪席耶可以說是「傅柯的繼承者……總是對任何話語的積極性保持疑慮」（“Rancière and the Community of Equals” 107）。當洪席耶揭露再現體系表記內部的不同動能，呈現被壓抑的隱藏力量展現自身的同時，也總會指出這些力量時常被主導意識形態驅動，而離開了真正的路徑。巴迪烏指出，洪席耶解構了「平等者公社」（the community of equals）之神話，同時卻也指出沒有任何真實政治可以作為替代的位置（“Rancière and the Community of Equals” 108-10）。巴迪烏進一步指出，洪席耶在《歧義》中以相當負面的反省方式結束此書對於政治與哲學關連之問題的討論，包括勞工挪用無產者的名字而轉為專制黨國政體，民主議會黨派陷入政治的金錢操作與利益交換，無國界組織呼籲人道干預的同時又強勢介入等等，無一不是在重新分配權力的共識結構之下，從一個政治轉移到另一個政治的運作邏輯。巴迪烏說，洪席耶在「指出這些政治的後果時，也將此政治為何發生的過程切斷」，洪席耶討論對抗某個「未被指認的穩定治理秩序」的群眾，卻不討論這個政治過程中某些難得的政治鬥士（“Rancière and Apolitics”121）。

對於洪席耶這種批判性檢討的態度，並不只是巴迪烏一人的看法。哈贊(Eric Hazan)在他與洪席耶的訪談中指出，在《民主之恨》（Hatred of Democracy）、〈政治的十個命題〉（“Ten Theses on Politics”）以及《歧義》這幾部作品中，洪席耶反覆提出政治的罕見、不穩定與偶發性，而流露了對於解放政治相當灰黯的想像（Rancière, “Democracy against Democracy” 79）。波斯提爾斯(Bruno Bosteels)則指出，洪席耶無法擺脫他早期毛派「一分為二」的思維模式，無論是話語的原初分裂、partage一詞所意涵的共享與劃分，或是他所強調的治理與政治的對立，都展現了「推理性左翼位置」（speculative leftism）。然而，他所反覆討論的無法共量的兩種話語邏輯之對立，則使他自己陷入了他所批評的矛盾純粹化（Bosteels,“Rancière’s Leftism” 170-71）。賀瓦德更指出，洪席耶追隨賈克多(Joseph Jocotot)的論點，在《無知的教師》（Le maître ignorant）中提出人人都有同等的智能；但是，這種本體論式的前提似乎假設人人都可以思考，人民必然知道他們如何被壓迫，他們的出現必然就會鬆動既定的分配結構。賀瓦德質問：如果沒有針對同時代複雜操作的剝削機制進行分析與理解，人民如何能夠理解他們如何被剝削？賀瓦德也指出，洪席耶所推崇的劇場表演性、顛覆性、流動性以及偶然出現的政治性主體，更難撼動當前的感知分配機制，或是針對當前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的政治行動，例如跨國資本壟斷之下的流動人口，自由主義經濟全球格局的私有化之下強制各地市場改變自身經濟體制，氾濫的消費主義，盲從的媒體意見，被國家安全所操縱的恐懼心理，以及信用債務浮誇的政治操作等等問題（“Staging Equality” 152-56）。

這些批評意見並沒有完全否定洪席耶的思想工作，而正好指出了洪席耶思想所觸及的內在難題：自發的政治主體如何不是被另外一個秩序所組織？政治性主體去同一化的位置，要如何發生？如何能夠維持其批判性的距離而不建立穩定權力結構，卻又能夠持續介入？如果只強調智性的解放，卻沒有針對任何歷史時期隱藏的認識論與世界觀進行複雜的分析，對於這些相互呼應並且共構的機制進行檢視，是難以從被分配安置的從屬位置鬆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