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實際政治的操作，洪席耶強調文學與藝術的政治性在於話語中所展現的治理性感知分配與自身感受性存在的差距。洪席耶的政治主體性必然在文字秩序與身體秩序的雙重迴路中被捕捉，也在此雙重秩序中進行重組。人們透過時代性的敘事模式學習自己參與社會的位置，也學習接受自己被給定的使命；當身體僅以其可見性的價值進入文字秩序，身體便被此秩序界定其功能，劃分社會位置。然而，在這套表面上安置穩當的社會位置之中，不平等必然存在，必然有自身與這套符號秩序之間不可共量的差距，而且只有在個別的感受中被經驗。身體感受性有其超出於可見性機制的不可計算處，文字也有其透露出無法被理性模式所涵納的主體性位置以及感性痕跡。這個不可共量的差距，不同於同時代文學藝術形式的既定邏輯，也不同於同時代習性社群的感受性邏輯。文學與藝術時常便是在呈現不同的感受空間以及不同位置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換句話說，只有在身體式的銘刻中，才能夠回溯此話語理性的計算方式，以及其所排除的感受性狀態。文學、劇場與藝術都是不同感受位置的銘刻，如同劇場一般，再次展演衝突的場景。[24] 透過話語所銘刻的對立面，透過話語所標誌的傷害／錯誤（le tort）或是刻劃差異缺口（écart）的印跡，我們才可能認清話語中不同理性結構的對立位置。因此，無論是話語中被辨識的錯誤，感受到的傷害，或是主體刻意出現而導致的偏離、扭轉，或是話語中所銘刻的缺口與差異，都同時暴露了理性計算模式之極限或是認知結構的障礙與盲點，以及此話語理性的排除操作。政治主體性便是各種脫離同一性結構的活動，展現偏離於常態共識的主體性經驗，中斷並挪動既有秩序，使原本無分者得以出現、參與、言說。

不過，洪席耶的論點也指出了歷史變化過程的持續辯證運動，以及此辯證運動中止的可能性。翻轉與擾亂秩序的「非場所」，可能是透過書寫以及命名之扭轉而挪出的空隙，也可能會被個人與群體賦予主體意義，打破原有秩序，藉由平等邏輯製造暴力場景。以「人民之名」出現，指出錯誤計算的邏輯，並不意味著一個理想而平等的社會必然隨之存在。共同體只存在於某些辯證性「一分為二」的「時刻」，而沒有任何永恆或是本質性的共同體。

政治主體化的過程創造了一個增補既有感知機制計算框架的部分，在原有的人口計算中加上了原本不被計算的部分。因此，在建構「我們」的同時，已經展演了一種錯誤的計算。政治仲介者在以「我們」之名建構「我們」的同時，已經將共同體分裂了。「人民」（demos, or the people）是被發明的主體，在提出增補時，也劃分了共同體。政治為人民的不同形象製造了衝突的舞台。（“Method” 284）

任何歷史脈絡下的話語結構，必然有其計算與不被計算的話語斷裂，以及揭露與抵制錯誤計算的政治性行動。洪席耶謹慎地指出：共同體存在於「抵觸規律的時刻，宣稱平等的時刻，以及建立平等原則並進行體制與義務的分配之時刻。不擁有權利者破壞其法則時，也同時預示了日後被另一個新開始之暴力所取代」（“Community” 91）。

這個「新開始的暴力」，使得洪席耶對於任何實際政治都保持著警戒心。他所分析的現代主義藝術、古典到當代的政治哲學、人民革命、民主陣營、人民公社等等，都透露了不斷被替換與重新分配的感知機制以及新建立的穩定治理秩序。洪席耶強調，政治性主體必須總是「暫時性」的，必須脫離利益與共識的綁束，而隨時在事件的運動中「出現與消失」（“Ten Theses” 39）。如果政治性主體以「我們」的共識結構作為人民奠基的基礎，再次區分社群，建立錯誤計算的權力結構，以共識分配身體位置，那就會是另外一種治理秩序的權力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