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茲米格·科西彥:洪席耶與「智識平等」(上)

作者|哈茲米格·科西彥(Razmig Keucheyan)
作者簡介|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內容提要: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體是當代激進左翼理論的核心論題,洪席耶、巴迪歐、齊澤克從各自的政治哲學創構出發對這一總問題進行了探討。洪席耶將「無分之分」奠基於政治與治安的對立,為了在可感物的分配上將智識平等原則公理化,政治闖入治安,並觸發了「去身份化」過程,正是此種與同一性的間離化為新政治主體的形塑開啟了可能性空間。


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巴迪歐(Alain Badiou)和齊澤克(Slavoj Zizek)均是當代最著名的批判理論家。洪席耶的《民主之恨》,巴迪歐的《薩科齊的意義》和《共產主義假設》,以及齊澤克的大多數著作——例如,《歡迎光臨真實荒漠》,其標題受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它自身又是源自布希亞的觀點)的啟發——都赫然出現在近些年社會科學領域的暢銷書單之中。這幾本書在他們艱澀的作品集中算是最容易理解的。它們與其作者的專業——哲學——或者(用巴迪歐的說法)「以政治性為前提的哲學」有關。被這三位思想家所吸引的讀者群體的規模表明,當今的批判理論在社會不同階層中都引起了反響,特別是在那些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中。

在向後結構主義轉型的當口,結構主義發生了一個「事件轉向」(turn to the event),也就是說,它使得社會現象的偶然性特徵日益被人們所重視。可以說,這一轉向肇始於傅柯1970年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隨後,在德里達和德勒茲的著作中得到了明顯的延續,二者都是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總體化」趨勢的批評者。

洪席耶和巴迪歐便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凸顯出來的。他們是20世紀60-70年代法國哲學家中的年輕代表。時間將會證明如此看待他們是否合適,或者也可以將他們視作不同於傅柯、阿圖塞、巴特、德勒茲和德希達的新一代思想家的首席代表。儘管如此,若是離開1968年的「五月風暴」及其理論後果,洪席耶的「無分之分」(即不屬於任何部分的那個部分,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理論與巴迪歐的「事件」(event)理論將無法被理解。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齊澤克,儘管更為間接。與洪席耶和巴迪歐相比,來自斯洛維尼亞的齊澤克更為年輕,他通過在法國學習並受某些代表人物——特別是拉康——的影響,也從屬於當代法國思想的語境之中。但是,齊澤克還屬於東歐世界,在其祖國處於「社會主義」時期,他一直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


賈克·洪席耶:無分之分

洪席耶的作品主要關注三個領域:政治理論、教育哲學和美學。像其他主要作品一樣,洪席耶的著作顛覆了現有範疇,而且沒有留下尚未觸及的領域。洪席耶哲學著作的顯著特徵是對那些迄今為止仍舊分離的問題式進行創新性的聯結。他在美學領域發展出的「可感物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這一觀念便與他所指稱的政治領域的「治安」(police)聯繫起來,這使得他能夠辨識出美學與政治之間的隱秘聯繫。而他在《無知的教師》中闡述的教學原則最終指涉的則是「智識平等」(equality of intelligence)的公理,其潛在的政治結果可被輕而易舉地想像出來。

和巴里巴爾一樣,洪席耶起初是阿圖塞的追隨者。他也是《讀〈資本論〉》的作者之一,他寫的那一章標題為「批判的概念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從《1844年手稿》到《資本論》」。1974年,洪席耶出版了《阿圖塞的教訓》,與其老師決裂。一年後,他創辦了哲學一政治團體和雜誌《邏輯的反抗》(Les Révoltes logiques)。這一名字的靈感源自詩人亞瑟·蘭波(Arthur Rimbaud)的詩《民主》:「我們將徹底擊敗邏輯的反抗。」這些年,洪席耶和巴迪歐一樣,與毛主義(Maoism)關係密切。他曾是「無產階級左翼」的成員,而後者屬於法國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聯合會(UCFML )。之後,洪席耶變成了一位元高產作者,許多作品(以一種不同於傅柯的方式)結合了哲學與檔案資料,如《無產者之夜》。其他文本則更直接地涉及理論問題,如《政治的邊緣》、《歧義:政治與哲學》、《民主之恨》。

洪席耶與阿圖塞的決裂發生在知識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這一問題在洪席耶的著作中無處不在。阿圖塞的結構主義的和「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明確區分了「科學」與「意識形態」。人民群眾是意識形態的受害者,其內容在歷史上是不斷變化的,而這一點本身則是歷史的常量。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政黨和知識份子才能剝去其面紗,並接近真正的歷史運動。這就預設了,如若沒有他們的灌輸,人民群眾將保持對現實及其自身狀況的愚昧無知。阿圖塞將呈現在列寧那裡的觀點——以一種更為政治化的方式——激進化,據此,其歷史命運意識必須從外部逐漸灌輸到工人階級之中。

在對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分上,阿圖塞這位《保衛馬克思》的作者在二十世紀的狀況下重申了知識(Doxa)與意見(episteme)的對立,而這一點可以追溯至柏拉圖。「Doxa」指的是為大多數人所司空見慣的謬見,而「episteme」則指的是理性知識。在柏拉圖那裡,只有哲學家有能力實現從一方向另一方的過渡——這也是為甚麼《理想國》的作者贊同哲學家掌握政治權力(或者掌權者從事哲學實踐)的一個理由。在阿圖塞那裡,哲學家的角色是由政黨和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所扮演的。但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與解決方案都是相同的。在現代思想中,意見與知識的對立不僅表現在阿圖塞那裡,也出現在布迪厄的社會學中,對此,洪席耶曾在一篇題為《社會學之王》的文本中間接提及柏拉圖的「哲學王」。對布迪厄(以及在他之前的塗爾幹)而言,社會學家與其「先入之見」——即常識(否定意義上的)——存在一種「認識論的斷裂」,通過忽略當下的意見滿足社會世界的客觀性。通過批判意見/知識這一對範疇穿越時空、跨越學科的諸種化身,洪席耶表明自身是一個反柏拉圖主義者。這一點將他與巴迪歐區分開來,後者將其哲學定位於柏拉圖傳統。

對意見與知識的區分必然導致統治和支配——即教師(the master)的地位和形象。作為一個哲學家、社會學家或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個體還是作為政黨的共同體),教師是那個知道如何將可靠的知識與錯誤的信仰區分開來的人。隨後,他在這一位置上對那些不自知者和不知如何者進行言說。因此,只要理解了歷史的本質動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有能力向人民群眾揭示關乎其自身狀況的真理。教師是那種將其自身置入意見與知識之間的空隙的人,並由此從中獲取權力。洪席耶在反對阿圖塞以及任何統治和支配的基礎上推進了「智識平等」的公理化。「公理化」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在洪席耶看來,智識平等既不是一種經驗的情勢狀態(state of affairs),也不是一種(現實的或理想的)社會分配目標。它是一種原則(一個預設),表徵著任何解放性行動或思想的前提。如同19世紀的智識解放理論家約瑟夫·雅科特(Joseph Jacotot)——其教學觀念正是《無知的教師》一書的主題——所認為的,一個(無知的)教師可以教授他不知道的東西,只要他能使學生們產生一種智識自主性的意識。這絕不是一個以教師的知識取代學生之無知的問題,而是一個從知識到知識的推進問題。「智識平等」的公理化之出發點在於取消意見與知識之間的差異,由此使得統治和支配的地位不堪一擊。

智識平等的真理也簡單地適用於平等(本身)。洪席耶進一步區分了治安(police)與政治(politics)。前者指的是現存的社會秩序,即不同手段的集合(通常是不自覺的或隱性的),用於穩定並維持(無分者或有分者,如洪席耶所言)在社會肌體中的地位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這些手段可以是身體上的或心理上的;通常稱作「治安」(員警)的只是其中的一種組成分子(亦稱「組分」)而已。「治安」就其根本而言總是基於「可感物的分配」。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它定義了可見的與不可見的、可說的與不可說的,而且決定了「這種言說被理解為話語,而另一種(非法的)言說則被視為噪音」。「可感物的分配」存在於這樣一種世界觀之中,它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並使其合法化。這一概念表明,在洪席耶那裡,一種美學的形式——在廣義上不能被化約為存在於特定時代的藝術體制——構成了任何社會秩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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