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席耶刻意將一般意義上所謂的政治操作定位為「治理」（police），以有別於他所要展開的「政治」（la politique）的特定意義。[13]「治理」（police）的拉丁字源是politeia，意思是對於城邦的治理（gouvernement de la cité）。因此，police的字義包含了對人民的治理、管理、規範與設定秩序。洪席耶特別強調，他所使用的police，不是指「警察」之鎮壓、控制、懲罰的規訓模式，也不是指國家機器。

他要討論更為廣泛的，以穩定秩序為前提，而展開各種管理行動的治理模式。洪席耶對於police的界定如下：

治理(police)，在本質上就是用來定義成員有分或無分的法律，只不過一般來說是不言明的。這種認定首先便已經界定了彼此銘刻於其中的感知配置。因此，治理首先便是界定活動、存在與說話方式的秩序，是關於身體的秩序，使身體依照其名字而被指派到特定位置，並且依此而被分配任務。這是可見與可說的秩序，使得特定活動成為可見，而其他的活動卻是不可見的；某人說的話可被當成言語來理解，而另一人說的話則被當成噪音。（La mésentente 52；洪席耶 61-62）[14]

洪席耶的治理概念源自於傅柯對於治理性的分析。[15] 巴迪烏曾經指出，傅柯所分析的知識與權力的辯證關係，在洪席耶這裡發展得最為極致（Badiou, “Lessons” 26, 38）。梅詒(Todd May)也指出，洪席耶沿用了傅柯的概念，以police來指建立社會秩序共識的治理機制。梅詒說明，傅柯在1970年代的講課處理的，便是起源於十七世紀的policing問題。正如傅柯自己所說，policing原先並不是軍事性的管理，而是關於城邦健康的管理。

police的概念包含了國家公民生命的生理機能以及生產力的規範，這就是傅柯所發展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也是洪席耶所展開的police概念（May 41-42）。對於洪席耶而言，「治理秩序」意指穩定而同質的共同體所依循的共識結構；透過共享的語言、感知結構、倫理習性、社會組織以及司法結構，這個共識結構事先決定人們參與社會的方式。在穩定的話語秩序之下，「我們」正是共識結構，「我們」自然地接受了話語標記的好壞善惡以及正義原則。


我們的感受、認知、情緒、好惡、正義感，以及人際關係的應對、進退與倫理原則，或是社會習性（ethos, habitus），都受到共享的感知機制牽動而自發地運作。特定歷史時期的感知結構，與話語理性塑造了共同體成員身體性的好壞感受，也構成了利害關係以及善惡美醜的判斷準則，成為文化政策以及教育體系的基礎，更決定了參與共同體的資格或是享有權利的辨識門檻。

社會習性所形成的「我們」，也自然地排斥不屬於我們的「他們」；治理結構的穩定秩序，本身便是具有排除性的話語邏輯，因此也具有壓迫性。這種排除性的共識結構（le consensus exclusif）其中隱藏的理性邏輯，如何在特定的治理原則之下，導向了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形塑身體性的美感原則，並且成為法律執行的依據，便是必須思考的問題。洪席耶透過對於治理秩序以及其計算理性的分析，非常犀利地檢討了不同政體之共識結構與形式平等的內部限制。

在一篇討論共識悖論的文章〈平等者公社〉中，洪席耶指出，歷史中各種強調「平等者公社」（community of equals）與「社群體」（communitarian body）的論述，都涉及了共識的建立。[16]

無論是古代斯巴達社會的共食公社的平等，或是基督教社會共享聖餐的平等，其中都仍舊有貴族共食與平民共食的區分，或是教會內神職階層的區分，因此必然有富足與貧窮以及主宰與奴役的分化。

洪席耶也指出，就連共產主義社會也有黨員與勞工的區分，或是另外加上不屬於這二者的遊手好閒者或是修正主義者。因此，所謂「平等者公社」與「社群體」，已經包涵了不平等的劃分邏輯。

社群、共同體、公社的「身體性想像」，以及其成員作為此「身體」的「手足」（members），已經暗示了整體所優先認定的特質、分工與階層，以及其成員之間的相似性：一人加入了與他平等的社群，關鍵因素在於他與此社群成員之相似。

因此，任何關於共同體的治理原則，或是共享屬性的界定，都可能陷入導向壓迫性劃分的暴力（Rancière,“Community” 6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