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以全稱方式為事件命名，則放棄了「說一半」的軟弱位置，而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惡」。 「事件」是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事件帶來變化，使情境結構與知識體系之外無法預期的事物得以出現，也可以隨之消逝，正如巴迪烏討論保羅時所說的「基督事件」（Christ event），指向了「可能即將降臨的變化」（a coming），事件是情境中「某個相異的他者」的出現（Ethics 28）。因此，對巴迪烏而言，真正的倫理，就是拒絕倫理意識形態，承認「多」的狀態，暴露知識結構的極限，而將知識結構無法思考、無法辨識與無法命名的真相帶出來。這個解離與扣除的工作，是一種思想的勞動，以便揭露一個新的思想身體，新的主體。

四、「缺口」與「空」的分離之力：重新思考平等與公共

雖然洪席耶與巴迪烏透過「缺口」與「空」的概念，展現出對於「計算為一」以及「一分為二」的不同詮釋位置，他們的思考卻都指向了新思想發生的可能性，以及關於「根本平等」（radical equality）與「公共」（the common）的探索。洪席耶所分析的是話語結構關係的內在差異與距離；巴迪烏處理的則是場所集合發生新集合的可能性。洪席耶檢討共識話語邏輯與共同體之局限，以及非同一性的政治性主體；巴迪烏討論的則是主體的不同形式邏輯。洪席耶強調話語計算邏輯下的扭轉與偏移，文字中「出走」的「類身體」；巴迪烏強調的則是思想內部展開層次的「扭轉之力」，以及脫離目的與功利之「新的思想」的發生。他們所各自強調的「空」的概念，如何導向他們所思考的根本平等與公共呢？

洪席耶的分析使我們看到一個時代不可避免地參與並分享時代話語之體系。洪席耶所提出的治理邏輯涉及可見性機制如何被實體化的組織想像所局限，身體如何被社會整體計算為一，成為整體中的一部分，並且根據此整體之習性邏輯與法律，接受共同體的同一性模式，分享了善惡美醜的區辨原則。洪席耶所指出的「空」的概念，無論是指話語理性的缺口或是話語內部的差異與間距，都使計算理性之外的「無分之分」得以被思考。洪席耶所討論的平等，是在話語關係中無法參與的「無分者」透過話語中的差異空隙或是透過「空名」而出現，因而洪席耶所進行的，是對於歷史過程中不同的話語理性與歧義進行分析。

洪席耶後期討論文學的政治性，強調每一個生命都有自己的起點，每一個起點都有其充分的權利，因此平等不是終點或是目標，也不是在「計算為一」的邏輯之下的權利平等。人或是社會並不是如同原子結構般簡單而穩定的「一」，只有讓作為「人民」的demos能夠以「微粒子」（sub-atomic one）的方式撞擊，呈現話語邏輯的內部差異與裂隙，才有真正的平等與民主。文學的政治性是以增補、顛覆與偏移文字秩序的方式，對既定的法則進行鬥爭，進行去組織化（disincorporation）與去同一化（dis-identification）的行動，使得主體得以從既定秩序中出走，以便形成不是有機體或是公社身體（communal body）的「政治集體性」（political collective）（“Literature” 17, 40）。這個能夠去組織化而非公社性的政治性主體，以及去同一化的主體化行動，創造了不同的公共空間。洪席耶強調，文學不是將一人的意志加諸於另一人身上。文學所呈現的「另一種不同的政治」，除了顛覆再現系統的層級，也將書寫於身體上的沈默意義顯露出來，這是以「肉身」在文學內部出現的分裂。在文字理性與其空隙處，我們可以看到透過文字而揭露的感官知覺的分配與切割，以及配享邏輯之下可見與不可見的距離。因此，洪席耶說，在文本的劇場中，語言執行了各種「出走」與不同的詮釋空間，而由文本劇場展演的，便是一個「公共世界」（a common world）（“Politics of Literature” 167-68）。[36] 洪席耶的「一分為二」，此處展現為根本的去同一化與去組織化。各種獨一無二的經驗平等地出現，離開共識邏輯，透過文字缺口與差異銘刻的種種衝突與悖反經驗，共同圍繞出的共感世界，正是一個非共識的「公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