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洪席耶的獨特性理解體現在何處? 或者說，他賦予這兩種詩學原則的新內涵是什麽呢? 筆者認為，其獨特性就在於從詞與物的關係來重新解釋這兩種詩學原則。自20世紀語言學轉向以來，人們對詞與物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理解，詞與物之間不再是一種必然的聯系，寫作也不必然和歷史、思想、真理、意義等糾纏在一起，而只是一種“能指的遊戲”，因此重要的不是寫了什麽，而是完成寫作這一行為本身，以此實現文字的自由，通過寫作顛覆所謂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這是羅蘭·巴特、福柯、克里斯特娃、德里達等人理解文學、寫作問題的理論前提，也構成了洪席耶理解文學兩種體制的重要參照，但與他們用“文本”、“意指實踐”或者“書寫”問題，來消解或者替代對“文學”的追問不同 6，洪席耶則是要在此基礎上，試圖超越兩種詩學體制，重構“文學”的內涵和傳統，賦予書寫指向現實的力量。

因為羅蘭·巴特、福柯、德里達等人的理論僅僅從能指的遊戲、文本的快樂等角度來理解文學，將文學封閉到純粹的語言之中，事實上使寫作變成了語言的自我指涉，切斷了詞與物的關聯。而洪席耶則是以此為契機，一面接受文學性這種破壞和解構的含義，一面則從自己對“政治”的解讀出發，認為這種解構的力量具有鮮明的政治內涵和強烈的美學潛能。這種思考，實際上建立起了對文學性的另一種理解，這也是有研究者特別強調要將洪席耶的文學性(literarity)同流行的文學性(literariness)相區別的重要原因7。那麽，應該如何理解這種文學的政治呢?

2 文學的政治：文學性是一種感性分配

在《斐德若篇》里，蘇格拉底引用斯巴達人的諺語告誡世人：“在言辭方面，脫離了真理，就沒有，而且也永不能有真正的藝術。”8洪席耶認為，這個故事是兩千年來規範西方思考書寫問題的起源性敘事，而且這個故事說明文字書寫有缺陷。首先，它沈默，因為沒有能力指向邏各斯，所以它沒有能力把邏各斯變成生活準則和人們靈魂中不息的力量。其次，書寫在內容上不知說什麽，但卻特別注重表達形式，因而變得相當饒舌。沒有了邏各斯的引導，書寫根本不知自己的言說對象到底是誰，因而它只是一種低等的言語形式，洪席耶稱之為“話語正當秩序的不規則形態”，它不通向任何真理。在這篇對話里，蘇格拉底和斐德若在一棵榆樹下休息乘涼，進行辯論，呼吸著新鮮的空氣，對著青青草地聽著蟬鳴。

在洪席耶看來，在樹蔭下休息的勞動者和有閑暇時間的辯證學家，本來是兩種不同的存在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情境和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等級關係。但是書寫“重新剪裁了軀體與共同體規範之間的空間”9，書寫通過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個新的空間和話語秩序，並在這個空間內重新劃定個體與城邦共同體的關係，從而打破了固有的情境秩序。對柏拉圖來說，一個共同體就像一首交響曲，由三方面組成：公民日常生活、公民的存在方式(公民的品性)和共同體要遵循的法規，它們之間的和諧構成了具有活的靈魂、富有活力的共同體，但書寫打亂了這三者之間的和諧關係，“更會看重容易激動情感的和容易變動的性格”10，這就擾亂了城邦共同體的秩序。所以，柏拉圖才會批評詩人對於真理沒多大價值且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制造出的是和真理相距甚遠的影像。

洪席耶把書寫的這種不規則形態叫作“文學性”，文學性由此跳出了能指的遊戲、語言的詩性功能等定義，具有了鮮明的政治內涵，也就是“文學的政治”，其內涵就是“引發熱情，挑戰既定的感性分配的規則，創造新的感性經驗”11。何謂感性分配?這和洪席耶對“民主”的闡釋有關係。他認為，僅僅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理解民主，就把它簡化成了權力分割的某種形式。民主的內涵很寬泛，而且和文學這種話語的不規則形態之間具有內在的關聯。他說：“民主是一種感性的分享，是一種感性場所的再分配。而支配著這種再分配的，是文學性這一事實自身”12，也就是說，文學性和民主是一體兩面，民主通過文學性得以實現，是對感性空間的一種重構。（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2020-3月號）


6 需要注意的是，中譯文中的書寫和寫作，是翻譯的不同，法文原文為l’¨¦criture。對於羅蘭·巴特來說，寫作是一種不及物行為，作家不是在寫什麽東西，而只是在完成寫作這一行為本身，“作家不再是寫什麽東西的人，而是絕對寫作的人。”(Roland Barthes, 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eds. Philip Rice andPatricia Waugh, Arnold, 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1992, p.47);對克里斯特娃來說，意指實踐的過程，是語言規範、符號體系和結構的不斷地建立和抵消的過程(Julia Kristeva, Desire in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 Leon A. Roudize,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A. Roudize,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0 , p.18);對福柯來說，“文學愈來愈與觀念的話語區分開來，並自我封閉在一種徹底的不及物性中”([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39頁);對德里達來說，“文學性”是孤立文學的形式特殊性，所以，德里達放棄了哲學、文學的區別和界限，只承認絕對的寫作([法]雅克·德里達：《多重立場》，佘碧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78頁)。

7 Samuel A. Chambers, The Lessons of Ranc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14.

8 [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33頁。

9 [法]雅克·洪席耶：《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第154頁。

10[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第80頁。

11[法]雅克·洪席耶：《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第154頁。

1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