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是弗吉尼亞州西部礦工和洗衣工的女兒，她父母所受的教育都不超過初中二年級。她從小好學，本來不太可能成為一個激進分子。她父親去世的時候，她還在上小學。她19歲的那年，她媽媽傑茜遭遇了毀滅性的中風。當時傑茜才55歲，中風導致她半邊身體永遠癱瘓，再也不能走路或者站立。她擡不起手臂，面部下垂，口齒不清。雖然她的智力和認知沒受影響，但是她不能洗澡、做飯、上廁所或者洗衣服——更不用說上班了。她需要幫助。但是威爾遜當時還只是個大學生，沒有任何收入，和一位室友同住一套小公寓，根本沒辦法照顧母親。她有兄弟姊妹，但是，他們的條件並不比她好。除了去療養院，傑茜別無去處。威爾遜安排媽媽住進她大學附近的一所療養院。這個地方比較安全，人也很友善。但是傑茜不停地對女兒說“帶我回家”。

她不斷要求女兒：“帶我離開。”…

負擔有大有小。他不喜歡謝莉為家里其他人做的飯菜。他從不抱怨，但他就是不吃，於是謝莉只得另外給他做飯。他耳朵不好，於是他把房間的電視音量開到令人頭腦發漲的程度。他們會關上他房間的門，但是他不樂意——狗沒法進出。謝莉簡直恨不得掐死他。最後，她發現了一種叫作“電視耳”（TV ears）的無線耳塞。路極其討厭耳塞，但是她強迫他使用。“那是救命稻草。”謝莉說。我不確定她指的是救她的命還是救路的命。…

共同居住要求互相適應。很快，每個人都發現了幾代人更喜歡分開居住的各種理由。父母和子女的角色發生了改變，而路不樂意自己不再是家里的主人。而且他發現，自己比預想的更加孤獨。住在這所郊區的死胡同房子里，他一天當中很長的時間無人陪伴，附近又無處可去——沒有圖書館、音像店或者超市。

謝莉試圖讓他參與一項為老年人舉辦的日間項目，帶他參加他們的一次早餐會。他一點兒都不喜歡。謝莉又打聽到他們有時候會去快活林—— 一個距波士頓兩小時車程的賭場。路不喜歡那個地方，但還是答應去。謝莉非常興奮，希望他能交到朋友。…

有一位女性患者，既年輕又漂亮，而且聰明過人，從17歲到21歲，她同數不清的男人有過曖昧關係——盡管對方可能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她相提並論。她走馬燈似的與男人交往，而那些男人進入視線，又從其視線中消失。她的空虛感過於強烈，甚而沒有耐心去等待適合的男人出現，也沒有花時間去了解男人，並與對方培養感情。



一個男人剛從身邊走開，幾乎過不了一天時間，她就會與最新認識的男人打得火熱，毫不在乎對方具有怎樣的性格或人品。她甚至當著我的面，對認識的男人贊不絕口：“我知道，他沒有正當職業，而且經常酗酒。可是他很有才華，我也覺得他關心我。他就是我需要的、那種適合我的男人。” …

確切地說，那是寄生心理。沒有別人就無法生存，意味著你是個寄生者，而對方是寄主。你們的關係和感情，沒有自由的成分。你們是因為需要而不是愛，才結合在一起的。真正的愛是自由的選擇。真正相愛的人，不一定非要生活在一起，充其量只是選擇一起生活罷了。” …

對於某種事物長期的愛，使我們生活在精神貫注的境界里，自我界限開始延伸。延伸到一定程度就會歸於消失，而我們的心智就會成熟，愛不斷釋放，自我與世界的區別也越來越模糊，我們與外在世界融為一體。隨著墜入情網的徹底終結，我們一次又一次產生狂喜，我們與所愛的對象真正結合。也許它不比墜入情網的激情更加狂熱，但它更加穩定和持久，也使我們更為滿足和愜意。以戀愛為特征的“高峰體驗”，和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邁斯勞所說的“高原體驗”不是一回事，後者具有的高度，既不容易突然顯露出來，也不至一下子消失，但你可以長久地停留在上面，而不會輕易地摔落下來。 …

我的病人中有很多這樣的例證。A太太出於內疚乃至罪惡感，對丈夫言聽計從。她說：“當初和他結婚時，我沒有真正愛上他，我只是假裝愛他而已，我覺得對不起他，所以盡管他有很多缺點，我想我都應該忍受。我沒有權利去抱怨什麼，我欠他的太多了。”B先生則嘆息說：“當初沒有跟Ｃ小姐結成伴侶，我後悔莫及，不然我們的婚姻一定幸福。遺憾的是，我當時沒有死心塌地地愛上她，我以為她不是最適合我的人。” 

D太太已婚兩年，突然莫名其妙地變得憂郁，她對我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麼了，總是提不起精神。可是，我的生活中沒有缺憾，婚姻也相當美滿。”幾個月治療過後，她才不得不面對現實：她和丈夫早已告別戀情，走出了墜入情網的激情階段。而長期以來，她以為戀愛時的激情才是一切。…

由著名作家梁曉聲擔綱編劇的《知青》放映後，引起了許多不同的批評，大多集中在“真實感”的問題上。有的批評比較簡單，如“知青衣裝怎可能整齊如新？”與此相比，來自知青觀眾的批評則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細節。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對青少年思想形成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別清晰、深刻的記憶，以至於終身難忘。知青對自己上山下鄉的生活細節便擁有這種性質的記憶。而這種記憶正是他們用以衡量《知青》中許多細節是否真實的實在對照。…

“行。”他停頓了一下，又說：“前些日子……”可是，我又開始聽不懂了，盡管我拼命地把耳朵支起來。 

“那麽，就從後天開始，拜托了”。那人終於結束了他的講話，我如釋重負地站起來。 

一出門，我就問“保鏢”：“他嘰里咕嚕地說了一大堆什麽呀？” 

“他講話太快，我也沒全聽懂。大意是說前些日子他們店雇了一個從臺灣來的學生做工，可是不能勝任工作，被他們辭退了。你一定得好好幹，賣點勁兒。”…

第二天放學之後，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為了確保“首戰告捷”，我邀請了一位比我早來半年多的高班男生給我當“保鏢”。我們出了大門，沿著熙熙攘攘的大街一直朝前走。見到有招工廣告就停下來看看。 

——這家不行。要求白天工作，正好是我上課時間。 

——這家也不行。只要男的。 

——這家麽…，一個小時五百日元，低了點兒。 …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找工作就真象“撞大運”似的。可不是嗎，隻身一人，要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與陌生的人們在一起，使用陌生的語言，做一種陌生的工作——那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又會是如何一番滋味呢？我想像不出來。卻又不知為什麽，總會不自覺地連想到舊社會到店鋪里去打雜的“小學徒”，或漂洋過海去買苦力的“華工”。心里有一股無名的恐慌。 

然而，事實又明擺著：此時此刻，唯有此種選擇。 …

在日本，雖說可供出賣勞動力的“阿魯拜多”多如牛毛，但初來日本的留學生由於尚不熟悉新的環境，又嚴重地受到語言的限制，所以幾乎都是從“洗碗，刷盤子”開始做“阿魯拜多”的。盡管這種工作又苦又累，收入又低，可它簡直就成了大家謀生的“必由之路”。 

除了洗碗刷盤子之外，還有沒有更好些，更理想些的路呢？我曾經希望過。而且那希望仿佛就在眼前，觸手可及。 

“你的鋼琴彈得太好了，太棒了！”聽過我彈鋼琴的日本朋友全都交口稱贊，“你應當去宴會或婚禮上彈鋼琴。那種‘阿魯拜多’收入極高，工作又輕鬆，比你去刷盤子強多了”他們不光這麽說說，而且立刻就去幫我聯系這種“高極”工作。…

日語中”阿魯拜多”這個詞原本來自德語的“Arbeit”，意思是“學生等業餘時間所做的臨時工”。用中國話來說也就是“勤工儉學”或“打工”了。不過如今在中國，幾乎沒有“勤工儉學”這麽一說。在日本，由於“阿魯拜多”既是學生們的“生財之道”，又能相當程度地解決社會勞動力的來源，所以極為盛行。差不多每個日本人在其學生時期都或多或少地做過“阿魯拜多”。 

可供學生們做的“阿魯拜多”比比皆是，特別是商業和服務行業。你只要隨便在街上轉一圈兒，就會看見許多店門上都張貼著招募臨時工的廣告。上面詳細寫著要求具體做什麽工作，一個小時付給多少錢，要男性還是女性，年齡限在多少歲等等。學生們便根椐自己的需要和條件去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干的“阿魯拜多”。 …

成年人有時會以理性和原則作為約束，控制自己不顧一切的狂熱行為——比如，心理醫生可能對病人產生戀情，病人也可能不自覺地把情感寄托在醫生身上，但是基於對病人的責任以及自己的身份，醫生必須在情感和行為上有所約束，維持自我界限的完整性，不能不負責任地把病人當成戀愛對象。為此，他們甚至要忍受難以想象的痛苦，這是理性和感性較量的必然結果。另外，不管自我約束如何嚴格，你只能控制戀愛進程，卻無法創造出戀愛的感受。戀愛的激情到來時，你可以憑借願望和意誌力做出反應，卻不能憑借它們創造戀愛的體驗。 …

本人認為善即造福於人類的願望。這也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愛人類，或者時下人們所說的“人文精神”，但其精確含義還要更深入一層。而善良，則是善的行為表現。善反映本質，善良作為現象而呈現。善良，是人類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偉大的一種。因為上帝本身就是“善良”。如果人失去了這種品格，他就不過是既可憎又可憐的卑賤的鼠輩。這種行善的品格也許會看錯對象，但卻永遠不會過分。過分的權勢欲曾使得撒旦墮落成魔鬼。過分的求知欲也曾使人類的祖先失去樂園。但唯有善良這種品格，無論對於神還是對於人，都永遠不會成為過分的東西。

善良的傾向是人性所固有的。這種仁愛之心就算不施於人，也會施之於其他生物。例如土耳其人雖然被認為是一個野蠻民族，但他們卻很善待狗和鳥等動物。據比斯貝克的記述，有一個歐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於戲弄一只鳥，結果差一點被當地人用石頭砸死。…

身居高位者乃三重意義上的奴仆——君主和國家的奴仆、地位輿論的奴仆以及事業職位的奴仆。因而他們沒有自由，在人身、行動和時間上均失去了自由。

為謀得高位或者說為謀得治人之權而失去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人性的這種欲望真的是匪夷所思！何況取得權勢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走上這條路的人要忍受許多痛苦，然而得到的卻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

為了取得權勢，人們常常選擇卑劣的手段。但即使達到高位也往往擔心坐不安穩，一旦倒臺又經常身敗名裂。因此，這真是一件讓人感嘆的事情。正如古語所說：“既然已經不是當年之鼎盛，又何必尋找理由茍且偷生！”然而，識時務者又有幾人？人在官場，常常是在應該退時不肯退，想要退時已退不成。…

女友寫信來說： 

“你在港心煩時，隨時可以飛來住幾日，聊天解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你千萬不要有孤獨的感覺，將來老了，咱們一起養老，有多少事可以一起回味，想想也溫暖可愛。” 

“所以，你乾脆把我的家當做是你另一個家吧。” 

這是最暖人心的一份新年禮物。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以她的管家婆性格和我的獨行俠性格，兩個老太婆住在一起可能天天吵嘴。 …

我十八歲時結識的一個女友，在一所精神病醫院里唱了一首歌。那個初夏的夜晚，我們沒有地方可去，只得躲到醫院的花園里。四周很靜，我頭一擡，就唱了。時過境遷，歌詞忘了，但我唱歌的神態很傷感。女友與我分離差不多二十年，斷了音信。 

兩年前，我第一次見蓮，突然想起她來。以為是她在我面前，她也以花為名。 

一年前，我和蓮一起去中藥店排隊買專治瘟疫的中藥，有人叫“薏苡仁”。我順聲去看，竟然發現那失散多年的女友站在櫃臺里，正在從藥箱里配一副副藥，雖然她戴著口罩，但我認出她來。 …

其實，在特定意義上，“熱愛”就是一種偏執，就像“不愛江山愛美人”那樣。這種偏執不丟人。哲學闡釋學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識發生和拓展都始於一種prejudgment，可譯為前見/偏見。也只有在一個具體社會、文化、傳統中持續努力，也才可能有發現和洞見。至少有時，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場上的風起雲湧，潮起潮落，就得一葉孤舟，“出沒風波里”（范仲淹）或是“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決意“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即便“深藏”一句有點過於自戀。但也別以為只要執著、堅守、自信、努力，就會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這都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個必要條件。只是說在別不計較最後結果，尤其是個人功名。否則，就是機會主義，想“賭一把”。這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但也不僅在人文社科，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數學家張益唐的堅持。是從小學課本上的故事“小貓釣魚”，我了解了“一心一意”和“三心二意”這兩個成語的。 …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渴望受眾，中外受眾。除了極少數意識形態至上者乃至逆向種族主義者除外，中國學人不同程度地都盡力講述了他們理解的中國故事了。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時是發不出聲來；有時，由於信號編碼的差異，發出的也沒法讓外國讀者聽進去，並聽得明白，暫且不說接受與否。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