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為貝爾納・斯蒂格勒於2019年11月於台北藝術大學舉辦的大師班系列講座的第一講，此中文譯本後刊於《現代美術學報》第39期(2020年5月)。英文原題為”What Can Art Do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本篇講稿首次發表於…

人類無法拒絕技術，生活中，我們都希望技術能幫到我們。但是，我們要考慮時間問題，因為技術是不斷加速的，在我們使用技術的過程當中，技術就在不斷叠代。正是由於現代技術進化的速度，才迫使我不得不將技術問題和時間問題組合起來進行考察。在我之前，已有德里達、福柯等哲學家關注技術問題，但他們都沒有進入數字時代，而數字時代對人類的影響，是之前的技術完全不可比擬的。

我們要知道限度在哪里，要將技術往積極的方面去推進。如果將技術完全交由市場掌控，它不會往特別積極的方向發展。同樣一款軟件，用來做遊戲，可以毀掉孩子；用在課堂上，可以提升教學效果。但轉換使用方法還是表面的，我們要轉變的是技術背後的控制規律。

解放周末：對此，歷史可以提供給我們哪些借鑒？…

把強大的技術置於市場的統治下，是非常危險的

解放周末：作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不久前您參加了美院建院90周年的一系列活動，尤其是在以「自動化社會中的藝術與教育」為題的國際美術學院院長論壇上，發表了重要演講。這個論題為何吸引您？

貝爾納·斯蒂格勒：因為人類知識的被剝奪、思考力的喪失，都與社會越來越高度的自動化有關。…

我對這一傳統進行了批判。技術不能被簡單歸為哲學的外圍範疇，而處於被擱置的地位，認為技術這一「外圍」對哲學的核心毫無貢獻是錯誤的。我認為，人類是未完成的，始終處於進化中，始終在被技術所塑造。人類擁有技術後，制造工具，形成組織，組織之間產生紛爭，爆發戰爭……技術對人類影響如此之大，不能被忽略。

解放周末：您在重新確立技術重要性的過程中，為何又始終對技術抱有十分的警惕？

貝爾納·斯蒂格勒：人類因為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火而擁有了使用技術的能力。人有了技術之後，卻沒有使用技術的智慧，於是宙斯派赫爾墨斯給人類送去書寫之神，教給人類公正、羞恥心等智慧和德行。…

馬克思也認為，隨著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實踐能力的不斷提高，自然史和人類史不再是相互獨立的歷史，而統一為世界史； 認為人類是自己的工具的產物。隨著工業革命進程的推進，機器和技術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解放周末：關於技術，您試圖在書中喚起怎樣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貝爾納·斯蒂格勒：我試圖對技術在人類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重新討論，從而建立起技術和人性之間新的關係。…

人物小傳: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中國美術學院客座教授。2006年，他在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創立了研究與創新學院，出任院長。

如果把世界想象成一列火車，我們全體人類正坐在這列火車上，向著未知，呼嘯前行。是為速度歡呼，還是追問我們正駛向何方？本版今日起推出的「前沿觀察」系列訪談，便始於這樣的疑惑與追問。

技術是造就變化的時代力量。來自法國的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正是作為現代技術哲學研究的開創者而被世人所熟知。…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討論構思能力（ideation）時，強調了人的用其“純語法”去即興編目的首要性。作出自己的元編目（meta-categorization）的能力，正是端正個人意向，對付大數據對我們的捕捉的關鍵。而這正是我們今天在大學里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動用的所有元語言幾乎都是top down（自上而下）的（如阿甘本説，手機這樣詭異的東西，搞不清裏面的這麼多讓我們上當的陰謀裝置機關，我們卻也敢拿來就用。詐騙電話就是對我們這一點的懲罰）。可以説，大學本身也已成了各種app的奴隸，苦不堪言。如何救大學？須知，教師構成的記憶網已不足以傳輸知識，跨學科團隊也不足以讓我們想象新突破和新遊戲。需要進入這樣一個過程：必須走bottom up（從下到上）式，peer to peer（平等互聯）式地重新去居有元語言，由大學領頭，去開創出一個元語言的新時代。否則，大學就會像今天這樣成爲被各種app支使的傻逼，那樣的話，你再是研究莊子和鬍塞爾，也都沒用了。…

在此同時，今天的大學人本身正在被快速無産階級化。但這一情形仍是藥式的。大學雖擔當着一種主權式的責任，一種很例外的責任，但它自身也正遭受生存威脅。大學如果像德里達説的那樣必須抵抗，斯蒂格勒反駁説，那就首先必須抵抗我們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愚蠢：

愚蠢是一種淤積、痂和疤[…]。在欲望堵塞的地方，就會有一塊不大可見的淤積，一小塊硬疤，表面是感覺不到的。正是由這樣的淤積才構成了殘疾。愚蠢，是一種低下的思考方式（une manière basse de penser）。…

當前的大學教育和大學知識的問題，不是教學法的問題。大學系科目前須做的，是治療式工作，但目前，其首要的任務卻是：與大學內的數碼短記憶裝置作鬥爭。今天的高等教育政策普遍地，在要求大學動員和組織其研究機體，去作出無限制的創新加速，哪怕以毀滅我們的未來爲代價。我們必須先中止大學的這一走向毀滅的創新衝動。資本主義式創新正在毀滅人類的未來。…

今天的教育正成爲：個人的自我商品化；將自己當作一個商品來生産和展示。而好的教育應該是手、作品和腦的結合。在數碼第三存留或雲計算平台已無法形成一個時代的時代里，教育不僅應該培養生産者，而且首先必須去弄清楚我們須爲社會培養出什麼樣的生産者和去生産出什麼。教育和研究從此都必須是貢獻式的，也必須讓某種貢獻式的公共力量，也就是你我的知識意志、藝術意志、權力意志等，來主導教育的權威，最終將學校和學術機構從官僚和經理手中奪回來。關於教育的目標也需要我們來發明了。…

斯蒂格勒認爲，對於心理-集體的跨個人化而言，所有的知識形式只是生産的一種模態：知識生産意義，而意義是對存留和期待的安排。正因此，知識也構成了我們的關注的形式。而爲了獲得新知識，我們必須培養出一種新的關注，比如在手機屏幕上的關注，那是像對書法碑帖的關係，對圍棋棋盤的關注那樣地需要培育的，因爲那是藥罐。…

三、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的命運

那麼，後現代之後的知識將是什麼樣式的？讓我們從利奧塔的學生斯蒂格勒的技術哲學眼光入手，來討論這個主題。

斯蒂格勒認爲，知識不光必須是在兩代人之間被生産出來，也必須是藥術式地被生産出來：也就是説，必須是在我們中毒、半昏迷下的恢複過程中、在挣扎中使自己復原的過程中被生産出來，才是真知識。在療養、恢復過程中，藥罐式、治療式地産生出的，才是新知識。



必須是藥術式地與美團、阿里雲平台這樣的大平台公司的軍事式鬥爭中，我們的知識生産才有效、才有用（海德格爾説的大難中有大救，是這意思？）。…

《後現代狀況》強調得很尖銳的另一點是，科學的真理話語是用它自己的“內容”來自証合法性的，而其它諸種語言遊戲，如文學、藝術，則是通過使説話者在語用（pragmatic）上平等參與，在敘述之中，去平等地獲得其表達的合法性的。只有這樣的語言遊戲和語用很活躍的社會里，才會不斷有新的發明。科學本來是諸文類之一，今天它卻以真理和論証來稱霸，就剝奪了其它諸語言遊戲的平等和合法性。這是科學話語和歐洲啟蒙-解放話語這兩種宏大敘述的罪行之一。但是這兩種霸權話語本身其實也已玩完，各種語言遊戲事實上平等了，只是，我們自己仍在習慣上仍以科學話語的權威性和績效標準學，來管理社會，甚至主動對照它們來要求自己，正如當代中國大學仍在用美國大學的科研標準，來強壓到文、理、工的研究上一樣。…

在《後現代狀態》出版四十週年之際，張生教授建議我們利用這一“第二利奧塔時刻”，邀請國內各學科的思想工作者，在這一關鍵時點，來像利奧塔那樣，重新敲定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的狀況，警示時代，點醒自己。恰好，中國美術學院也在這個時點召開“後現代及其之後”的《後現代狀況》出版權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作爲呼應，我們就趁此機會，邀請了全國的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音樂、電影、精神分析、社會學、法學等方面的30多位重要學者，集聚同濟大學，用我們的集體智能，開出一張對於雲計算平台、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和大學狀況的體檢報告。

二、知識：後現代狀態和人工智能狀態…

“人工智能”這一譯法假設了有一種人之外的“人工的”智能，這一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本文強調，人工智能也是人的智能，原來的“人工智能”這一説法所要強調的，在本文作者看來，只是：智能的人工化。因此，本文在與利奧塔1979年提出的“後現代”對位，提出人工智能時代這個説法時，就更進一步將我們今天的這個用算法和神經網絡來訓練機器去學習（也就是認圖像）來習得人工智能，再將後者用到美團和阿里雲這樣的平台上去更高效地剝削廣大消費者的時代，稱作“智能人工化”的時代。下面我們將學者利奧塔的姿態，來討論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狀況。

一、紀念之緣起…

那麽，需要用肯定的詞語來描述分裂症。「紊亂」、「自我中心主義」、「失去真實」，對於那些想要壓制分裂症的人來說，是很方便的詞語。「紊亂」是一個很貧乏的詞匯，指的是那些組成了特殊的分裂症機器的元素的狀態——我們可以從肯定的角度來確定分裂症機器——在這個方面，我們很快意識到缺乏關聯所擔當的機械性角色。



「自我中心主義」也是一個貧乏的詞匯，它指的是無器官的身體以及它之上所有的流溢，這與脫離現實的內在生命沒有關係。



「失去真實」，我們如何評價那些在一個無法支撐的點上接近真實的人（「這種感受，與心靈相關聯，打破了物質的聲音」，阿爾托在他的《神經儀器》（Le Pèse-nerfs）中寫道[⑨]）？與其從給人帶來巨大摧殘的浩劫來界定分裂症，或者從結構上出現的洞和裂縫來解釋分裂症，我們不如將分裂症理解為一個過程。當克雷丕林…

分裂症中所遺失的東西有可能正好是俄狄浦斯那里的某種東西嗎？從最早的階段開始，它是否是弒父娶母情結（二者都可以解釋俄狄浦斯結構上存在著裂隙）的變形？依照拉康的說法，摩德·曼諾尼（Maud Mannoni）提出了「對父親能指的原初排斥」，這樣「俄狄浦斯的角色就到位了，但如果將各種結果並列起來，就存在某種類似於空位置的東西。這個空位置仍然十分神秘，開啟了欲望所引發的焦慮」[⑦]。然而，並不十分確定一個毋庸爭辯的家族結構，是否就是分裂症的好的衡量單位，即便這個結構延伸到三代人，包含了祖父母。研究「裂殖」（schizogènes）家族，或家族中的裂殖機制，是傳統精神治療、精神病學、精神分析、甚至反精神治療的共同特征。他們工作中令人失望的是，他們都引用的機制（例如，格列高利·貝特森（Gregory…

這就是為什麽最一般意義上的藥理學，在對分裂症的實踐研究和理論研究上會如此重要的原因。對分裂症的新陳代謝的研究，開啟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在其中，分子生物學扮演著一個十分關鍵的角色。化學是強度的和實驗性的，它似乎至少在兩個方面可以超越傳統的有機體/精神的二元性：（1）由酶斯卡靈（mescaline），紫堇堿（bulbocapnine）和***等導致的實驗性的分裂症狀態；（2）治療上需要鎮靜分裂症的焦慮，消除僵直症的表現，來啟動分裂症機器，讓它們再次運轉（「強安定劑」，甚至***的使用）。

（二）作為過程的分裂症

Section…

不過，器官本身並不是無器官身體的真正敵人。有機體（organisme）才是敵人，換句話說，所有施加在器官之上的整體化、合並、協同、綜合、壓抑、分離的體制的組織才是敵人，這些組織在器官上施加了令人厭惡的作用，並將器官當成它們苛求的工具。另一方面，無器官身體吸引著器官，自為地占有器官，以不同於有機體施加在器官之上的體制不同的方式讓器官起作用，這樣，所有的器官都是一具身體——倘若器官自為地起作用，包含了所有其他器官的功能，就更是如此。器官是「奇跡般地」誕生於無器官的身體，它所遵循的機器體制，不能混同於有機機械論或者有機體組織的體制。例如，厭食症的嘴巴-肛門-肺。或者毒品導致的分裂症狀態，正如威廉·巴勒斯（William…

（一）分裂症的兩級

Section 1 器官-機器

這個主題，如機器，並不意味著分裂症生活就像整體上的機器一樣。他的生命被機器所穿透。機器中的分裂症生活，與機器並行，或者就是他之中的機器。分裂症的器官都不是臨時性的機器，這些臨時性的機器只能作為機器的各個部分，將任意元素連接起來，並與外部元素相關聯（樹、星星、燈泡、馬達）。



器官已經與一個權力資源相聯，一旦將它插入到更大的流之中，那麽器官就會組成更巨大，更複雜的機器。這跟機械論的觀念沒有什麽關係。這種機器組織完全是離散的。分裂症揭露了某種無意識，對於這種無意識來說，真相就是，它是一座工廠。布魯諾·貝特爾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