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時，今天的大學人本身正在被快速無産階級化。但這一情形仍是藥式的。大學雖擔當着一種主權式的責任，一種很例外的責任，但它自身也正遭受生存威脅。大學如果像德里達説的那樣必須抵抗，斯蒂格勒反駁説，那就首先必須抵抗我們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愚蠢：

愚蠢是一種淤積、痂和疤[…]。在欲望堵塞的地方，就會有一塊不大可見的淤積，一小塊硬疤，表面是感覺不到的。正是由這樣的淤積才構成了殘疾。愚蠢，是一種低下的思考方式（une manière basse de penser）。

大學在抵抗自動社會中的新的功能性愚蠢（人工智能在我們人人身上造成的愚蠢）的同時，也必須時時抵抗它自己身上不斷産生的新愚蠢。今天正在開始的數碼研究，是大學的抵抗平台，也是其凝聚公共理性的地方。在大學學術和教學活動中，我們是要在各個團體面前將第三存留變成第二存留。這種在課堂里師生之間被反複揣摩的第二存留，才是我們個人去篩選知識的標準。對這種第二存留的接納和體驗，才能使學生進入思想的經驗，將原則和公理變成他們自己向自己頒佈的律令。

德里達在《無條件大學》里説，大學不在大學之內，而在大學之外，之遠，之之外，在未來的未來之中，在一塊未來的飛地上了嗎？斯蒂格勒認爲德里達的這個看法很形而上學，是錯誤的。大學，斯蒂格勒説，是一個藥術機構。它是我們的集體藥罐：我們只能夠用大學來治大學，用有問題的大學來治有問題的大學。大學的老師是藥師，學生畢業了應該得藥士學位，而不是學士學位。大學人是應該最早能夠從新技術的毒性中爬出來的人。大學師生在課堂里從事的是一種信念的事（職）業。前半程，我們錯了，現在，我們要在大學里改正大學的作爲了。而這種自我治療過程必須對全社會具有示範性。

今天的大學苦難不是沒有先兆的。在文化工業時代，我們就在哀嘆了，而今天到來的這種文化工業，版本更高了：

沒有一種概念和理性的知識，是不會最終導向非理性或（阿多諾/霍克海姆秘説的）理性化的——那總是通過第三存留來將理性也無産階級化。但也正因這一錯失，才導致大學去居有一種康德意義上的批判。而這種批判需要我們通過自己的實踐帶向學術機構的各個層面。

所以，大學師生在數碼審美苦難下的自我治療，應該成爲全國人民的對自己的數碼苦難的自我治療的楷模。大學在未來至少應該成爲廣受數碼苦難的中小學師生們的避難所：幫助他們咸魚翻身，反戈一擊，殺出一次漂亮的回馬槍。

我們今天已進入元數據時代，我們用支付寶和滴滴時，就已在爲別人生産元數據。在過去，只有法官、書記員、會計和檔案員會來這樣制作和管理我們的信息，而且是被存放在抽屜，不會出來搗亂的。今天，我們實時地冩在了網上，不知將被如何處理、被誰處理，反過來用以捕捉和剝削我們。問題在於，我們總是已在生産關於自己的元數據的，但用來編目它們的語法，我們卻是一點不知道的，比如在我們主動用app時，卻不知其軟件是如何被冩出來、留着什麼倒鉤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