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也認為，隨著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實踐能力的不斷提高，自然史和人類史不再是相互獨立的歷史，而統一為世界史； 認為人類是自己的工具的產物。隨著工業革命進程的推進，機器和技術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解放周末：關於技術，您試圖在書中喚起怎樣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貝爾納·斯蒂格勒：我試圖對技術在人類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重新討論，從而建立起技術和人性之間新的關係。

今天，「誰」正在逐漸被「什麽」代管，人類的種族記憶、民族記憶、個體記憶，正在逐漸被新生的機器記憶所取代。我在第二卷《迷失方向》中，對這種社會現狀進行了反思。「迷失」是身處技術浪潮中的現代人的真實寫照，這種現狀的存在，讓討論不僅有意義，而且備顯迫切。

人與技術的新關係，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

解放周末：在您看來，技術和時間又是怎樣一種關係？

貝爾納·斯蒂格勒：時間是什麽，這個問題具有很多面向：有常識性的時間，也有物理學、哲學上的時間；有從主觀角度描述的時間，也有從客觀角度描述的時間。我所用的時間概念接近於海德格爾定義的時間。海德格爾把時間看作「此在」的存在過程，正如過去、現在和將來在現實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樣，「此在」的存在過程就是這三者的統一體。

但海德格爾用時間觀照「此在」，我則用時間觀照技術，與其說技術在時間中，不如說它構造了時間。動物沒有時間的意義，因為動物生存於純粹的現在，動物的「記憶」只能通過基因遺傳來實現，而技術則給人類提供了一個跨越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生存世界。技術與時間相聯系，便把人與動物的屬性深刻地區別開來了。技術使人既屬於個體，又屬於整體，唯有人是整體的存在，歷史的存在。

在第三卷《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中，我闡釋了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視聽技術的飛速發展，給人的廣義上的「存在」造成的重大負面影響。當電影這樣的像徵工業，與物流工業實現整體化時，就有可能控制全部市場，進而達成對全體人類意識流的控制。

解放周末：今天是一個新舊技術更叠飛快的時代，您的書寫如何做到及時回應時代？

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我正在寫第四卷。21世紀技術已經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需要我們對人類的歷史和人類的存在有新的解讀。

為此，最近幾年里，我頻繁地來到中國，因為我覺得，人與技術的新關係，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各方面表現得非常活躍。

我還認為，中國最有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技術文化，以應對技術在大幅提升人類能力的同時對人類產生的反噬作用，因為中國對馬克思哲學的研究，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國人對胡塞爾、海德格爾的理論也非常了解。

技術帶給人類的，未必都是幸福的改變

解放周末：您的著作被認為在技術哲學領域開啟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如何定義這個轉折？

貝爾納·斯蒂格勒：在西方，貶低技術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在城邦民主制的背景下，演說、辯論的才能成為人們進身的階梯。青年人紛紛向智者學習辯論的方法，智者為了使自己的學生在辯論中獲勝，發明了許多詭辯的技巧，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引起了正統哲學家的不滿。哲學家指責詭辯學派把邏各斯工具化，成為權力的手段，而非知識的場所。哲學家認為自己研究的是知識，詭辯家研究的是技術，兩者不僅對立，而且知識高於技術。比如亞里士多德，把技術視為實現目的的手段，認為技術沒有任何自身的動力，技術對於人來講，就是純粹外在的東西，與人本身是分離的。（來源：解放日報 | 2018年04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