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無法拒絕技術，生活中，我們都希望技術能幫到我們。但是，我們要考慮時間問題，因為技術是不斷加速的，在我們使用技術的過程當中，技術就在不斷叠代。正是由於現代技術進化的速度，才迫使我不得不將技術問題和時間問題組合起來進行考察。在我之前，已有德里達、福柯等哲學家關注技術問題，但他們都沒有進入數字時代，而數字時代對人類的影響，是之前的技術完全不可比擬的。

我們要知道限度在哪里，要將技術往積極的方面去推進。如果將技術完全交由市場掌控，它不會往特別積極的方向發展。同樣一款軟件，用來做遊戲，可以毀掉孩子；用在課堂上，可以提升教學效果。但轉換使用方法還是表面的，我們要轉變的是技術背後的控制規律。

解放周末：對此，歷史可以提供給我們哪些借鑒？

貝爾納·斯蒂格勒：恐怕沒有。我們處於一個沒有過去的現在，並沒有什麽歷史經驗可以借鑒。

現代技術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快得令人手忙腳亂，應接不暇，新的技術來了，老的技術很快被淘汰，而一回頭，新技術又落伍了。持續的技術革新，其結果就是造成文化和技術的離異，或文化進化節奏和技術進化節奏的脫節。簡單來說，就是技術比文化進化得快，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會的震蕩。

對於技術，我既不是悲觀主義者，也不是樂觀主義者。作為一名哲學家，我有責任提醒大家，要對技術的高速發展心存警惕，要重新認識技術問題。我們尚沒有足夠的經驗去控制和應對這種高速發展，我們可能需要去創造一種新的技術文化。

解放周末：未來的方向在哪里？

貝爾納·斯蒂格勒：我覺得未來很難預測，我們沒辦法把現在和過去關聯起來，從這個關聯中去預測未來，因此，時刻保持批判性就更為重要了。批判實際上就是洞察與察覺。

有科學家預言，如果在未來35年中，人類不能及時調整前進的方向和速度，人類就會走向滅忙。我覺得，35年這個時間不一定那麽準確，但我確知現在前進的方向和速度是危險的。

美國的技術發展到了很高的階段，他們也在急於尋找人類的出路。但他們能想到的方式是移民火星。這種轉移人的實體的方式是非常荒謬的，你不可能把地球上60億人口都轉移到火星上。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地球上，在於創造一種新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模式，去應對新的時代。

美國從來不從生態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的思路永遠是市場模式。這種新的模式，最有可能在中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