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強大的技術置於市場的統治下，是非常危險的

解放周末：作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不久前您參加了美院建院90周年的一系列活動，尤其是在以「自動化社會中的藝術與教育」為題的國際美術學院院長論壇上，發表了重要演講。這個論題為何吸引您？

貝爾納·斯蒂格勒：因為人類知識的被剝奪、思考力的喪失，都與社會越來越高度的自動化有關。

在自動化引起人們關注之前，杜尚首先注意到了復制性問題，他的作品《小便池》便是這一關注的藝術表達。可復制性問題始於攝影，慢慢又演化成了針對大規模市場而大量生產的現成品。我在《像徵苦難》一書中努力向大家證明，在福特和貝爾內斯的時代，文化工業的發展，已經導致了消費者的感性「無產階級化」。

整個20世紀，本雅明所稱的具有「機械復制性」的種種技術發展，導致了藝術業余愛好者的動機知識的普遍退化。業余愛好者失去他們的知識，成為文化的消費者，有時甚至轉變成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有教養的勢利者」。

最近的階段，是各種個人關係轟轟烈烈發展的時代，「社交媒體」是這一時代最新的化身。這些「社交網絡」不僅具有「社會性」，而且也具有「技術性」，並且是工業式可控的。這些社會技術自動地將社會關係形式化，數碼社會的網架形成了一個對社會關係本身的書寫過程，看似通達，實則導致了社會關係的瓦解。在社交網絡中，我們宣稱某些人是我們的「好友」，而「好友」們馬上就在索引化的戰爭中被當成了元數據。這些社交網絡只是一種替代式友愛的電腦輔助的生產方式而已。

自動化是人類這個物種的一種本性、屬性，但為什麽這個時代加速或者說擴大了對自動化的需求？在衝動的本性和自動化之間，如何掌握一種平衡？這些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

解放周末：那麽，在去自動化的角力中，藝術是否能擔負得起人類的希望？

貝爾納·斯蒂格勒：藝術是去自動化的最高形式，但遺憾的是，今天，藝術本身正在被自動化。軟件可以讓我們編寫出一個似乎很優美、實則非常差的音樂作品，全自動化的編寫過程，破壞了我們聆聽音樂、批評音樂的能力。

解放周末：去年，您在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召開了一個以「人工愚蠢（Artificial Stupidity）」為主題的研討會，您的「時代反調」想表達什麽？

貝爾納·斯蒂格勒：當你移植了一個所謂的人工智能系統之後，其實你是創造了愚蠢，人工的愚蠢。很多人在討論人工智能的時候，並沒有看到這個系統里真正有什麽、會給我們帶來什麽。

現在，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者，傳統的自由主義者也都在試圖壓制政府，而讓市場占據統治。這是利潤的統治，把類似人工智能這樣強大的技術，置於市場的統治下，是非常危險的。

作為哲學家，我有責任提醒大家重新認識技術問題

解放周末：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發展始終相生相伴。尤其是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技術是造就變化的時代力量。人類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技術？

貝爾納·斯蒂格勒：把人的本質建立在技術之上，就必然否定了永恒人性的存在，因為技術的特點之一就是不斷發展；把人的本質建立在技術之上，就是要在技術的變革中，把握人類自身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