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1947年生於嘉義。
　　他出身於書香門第，曾祖父是清朝秀才，祖父是留學日本的醫生，父親是嘉義首任縣長。如此家族出身，所從事的常常非文即政，他卻一改家人的厚望走上了舞蹈之路。
　　“世界一流現代舞團掌門人”、“世界級編舞大師”、“中國人的光榮”——多年後，林懷民的頭頂戴上了如此的耀眼光環。他的成績，成了華人社會與現代舞的一次絕妙碰撞，讓世人都驚嘆不已。
　　創團三十多年來，他已帶領雲門舞團上演了一百六十多出舞作，這還要去掉中間解散的一段時間。他的這些舞作，從世界級的藝術殿堂，演到小縣市的體育館、鄉鎮學校的禮堂、搭在鄉間村落空地上的舞臺；取材也豐富，或改編古典文學、民間故事，或演繹臺灣歷史、社會現象，或嘗試前衛觀念、傳統美感。這讓他的舞作不僅得到了業界的贊賞，也獲得了極高的民間支持，舉行戶外公演的時候，平均每場觀眾都有五六萬——他的作品，已是臺灣觀眾兩三代人共同的記憶。
　　他給華人社會帶來了一份靈動和詩意。
　　采訪手記：
　　在觀眾眼裏，舞者是美者；在我眼中，舞者更是勇者。他們與人交流的渠道，是展現自己的肢體；他們抗爭這個世界的武器，也是鮮活的血肉之軀。所以在我看來，比起耍嘴皮、揮筆桿、賣力氣、動腦子、鬥心計等等謀生方式，舞蹈，最為原始，也最為極致。
　　人類沒有文字的時候就有了舞蹈，我們的祖先祭天謝地、慶生哭喪、出征迎返，哪一種儀式少得了舞蹈。當然，日後這一形式變成某種職業，也逐漸喪失了其初始的神聖意義。我特別不願意看到伴宴的、伴歌的舞蹈，覺得那是一種玷汙。
　　雲門舞集的舞蹈，讓我重新為舞而血脈噴張；林懷民的話語，讓我再一次體會生命的尊嚴。盡管這些舞者長年在簡陋的廠房排練，每每在田埂村頭表演，但他們的舉手投足間，閃爍著高貴的光芒。
　　向勇敢的舞者致敬。
　　許戈輝：開始學習舞蹈的時候大概多大？
　　林懷民：正式學習舞蹈那年我二十二歲，夠老了，我的腳剛開始只能拿到及腰，等到我二十四歲的時候，腳拿到過頭。我上街的時候、坐地鐵的時候，都把腳拿起來掛在任何可以掛的地方，以此鍛煉。年輕有的是體力，年輕的時候想幹什麽大概都能幹得到。
　　五歲的時候，小林懷民觀看了英國芭蕾舞電影《紅鞋子》，從此開始癡迷舞蹈，一發不可收拾。家裏人都笑話他是個小瘋子，不過母親依舊為他做了舞鞋，供他消遣。那時候，舞蹈於他，還只是一場童年的夢幻。
　　十四歲時，美國荷西·李蒙現代舞團到臺灣進行表演。表演極大地震撼了林懷民，讓他趕緊拿自己頭一遭領到的稿酬去上了一次為期兩個月的舞蹈課。從此學舞便成了一種常態。大學時他曾師從旅美舞蹈家黃忠良，又在舞蹈家王仁璐的表演中見識了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的編舞理念和技巧，開始熱愛現代舞。不過那時候，舞蹈於他，還只是一項愛好，斷沒有想到自己有天將以此為生。
　　1969年，他二十二歲，大學畢業留學美國，念新聞碩士班——他卻在瑪莎·葛蘭姆及摩斯·康寧漢舞蹈學校報了名，正式開始研習現代舞！
　　1973年，林懷民回國。回來的他不是新興的作家，不是新銳的新聞工作者，而是率先以“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為口號，成立了第一個由中國人創辦的現代舞團——雲門舞集。
　　林懷民：雲門草創的那個年代，臺灣舞蹈界有些年紀大的長輩搞不清楚這是什麽，說這些現代舞就是奶子碰奶子、屁股碰屁股。
　　“雲門”一詞取材於中國古老傳說中最早的樂舞，在史籍上都不可考，但這兩個優美的字卻讓林懷民無比喜歡。然而在那個年代，林懷民對傳統美學的理想化向往卻常常面臨現實的考驗。
　　林懷民：1973年，臺灣還沒有專業的劇場，也沒有專業的團體，所以很多時候觀眾很吵，有時候汽水瓶會咯啦咯啦地在地板上滾動。很多人拍照，而且常常遲到，害表演者推遲演出。所以雲門在臺北第一次公演的時候我們宣布，不可以拍照，而且遲到的觀眾要到中場休息才可以進場。
　　有一次我剛準備要開演，幕一起，啪達啪達就閃過兩個鎂光燈。我想都沒想，把舞伴拉起來就往後臺跑。觀眾都覺得很奇怪，我們就說，因為說好了演出時不拍照，現在有人拍照，影響了我們的演出，也影響了其他觀眾的欣賞，所以我們落幕、重來；觀眾就拍手。
　　《白蛇傳》就是當年首演的劇目，迄今歷演不衰。以西方現代舞來詮釋中國傳統戲曲的肢體美學，成為林懷民早年的創作源泉。
　　三十多年前，林懷民在臺北信義路的巷弄租了一個二十五平米的公寓，鋪好地板，嵌上鏡子——這便是雲門最初的練舞場，林懷民和他的舞者們，在此開始了以汗洗地的操練。
　　那時候，很多舞者不但在這裏練舞，也在這裏居住。練舞場的樓下是一家面店，對這些舞者來說，最大的享受便是在排練後到面店享用一碗陽春面，再加一個鹵蛋。不過這對面店的食客們卻並非一件幸事，常常面吃到一半，便聽著頭上的跺腳聲詫然擡頭。而樓上的這群年輕人卻更像小說裏的人物，時常都餓著肚子跳舞，因為他們的家長都反對他們以此為業。
　　即使林懷民自己也一樣。
　　從小他便背負著家人希望他考上臺大的壓力，而他卻愛上了寫作，從十四歲時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兒歌》開始，一路投入文學創作中，又考入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打破了家人必上臺大的傳統。大學畢業時他已成為臺灣有名的文學新銳，從美國留學歸來，便立刻成了政大最年輕的講師，教新聞和小說寫作。然而他卻選擇了自建舞團。
　　家人並不支持他的決定。父親對他說，舞蹈者是偉大的藝術家，但舞蹈在臺灣也可能是乞丐的職業；家裏人擔心他將來“沒飯吃”。年輕的林懷民非常明白父親的深意，但他還是決定繼續走下去。多年後他笑說，多謝父親的話，讓他一輩子都努力不讓一起工作的人沒飯吃。
　　雲門就在一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手裏，顫顫巍巍地逐漸站穩了。
　　林懷民：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整個世界的年輕人好像都覺得自己有能力變天，可以改變整個世界。如果那時候有人說環保，我想我也會參加。而我回到了臺灣之後，因為碰到了一群寫音樂的人合年輕的舞者，我就跟他們和在一起了，走上了這條路。
　　本來沒打算以舞蹈為業的林懷民被文化學院（今臺灣文化大學）音樂舞蹈專修科的老師硬給拉去教授舞蹈，從此開始了自己真正的舞蹈人生。在那裏，他被這些年輕而渴望著夢想和未來的舞者所感染，組建舞蹈團隊的想法越來越盛。
　　另有一些因素影響著他的決定。那是一個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在為夢想而燃燒的年代，在美國留學時，林懷民看到美國青年和中國大陸的青年，都在為改變世界而付出自己的努力，不辭辛苦、不計回報。這些都讓他非常感動。年輕人的熱血被時代的激情鼓動著，年幼時“要貢獻社會”的家訓也讓他期望有一支舞團來服務於鄉野民間。他憧憬著成為舞蹈界的“赤腳醫生”。
　　走上舞蹈之路後，林懷民就再也沒有停下來過。繼《白蛇傳》之後，以臺灣先民拓荒的拼勁為主題，描述臺灣移民史的《薪傳》，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漢移民拓墾臺灣的歷史記憶，通過有力的肢體語言，有血有肉地呈現在舞臺之上。
　　《薪傳》的上演還有一段傳奇。這部作品的靈感來自家族遷臺七代的記憶，但在上演時，這樣的題材卻因為當時政治環境的嚴厲而非常危險，只得選擇了在嘉義而非臺北首演，表面上的理由是要向開臺先賢致敬，實際上卻是要“離警總（警備司令部）遠一點”。
　　不成想，首演第一天，美國和臺灣當局“斷交”，《薪傳》一夜之間從“一株可能的大毒草”，變成了凝聚社會人心的佳作，演得“舞者汗淚齊飛，觀眾含淚鼓掌”。作品的精彩和時代的風雲共同將它推上了大眾追捧的頂峰，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雲門的知名度。
　　然而，隨著80年代臺灣經濟的起飛，雲門舞集的生存空間卻並沒有像它在國際舞臺上的名氣一樣越來越大。
　　林懷民：那時候，臺灣的社會、經濟整個地起飛，股票市場火紅得不得了，很像今天大陸的狀況，很多人下海，忽視了對文化的關註。推動文化上的事忽然變得很辛苦，工作事實上是事倍功半的，所以覺得很晦氣、灰心，就停掉了。
　　許戈輝：但是你停掉，周圍的這些人怎麽辦？這個決定容易做嗎？
　　林懷民：停掉的決定不容易做，但停了以後，整個的安排很容易，因為我用了兩年的時間來安排退場。
　　許戈輝：宣布的時候是什麽情景？
　　林懷民：報紙上到今天為止都說那個時候我哭了，其實我沒有，因為已經哭過了。我用兩年的時間，把解散的計劃完美地執行完畢，所以松了一口氣。
　　雲門暫停期間，旅行成為了林懷民生活的全部。他所到訪之處包括了印尼、印度這樣的古國以及西安、敦煌、雲岡、蘇州這些中華古城，在旅途中，他還翻譯了由印度史詩所改編的劇本《摩訶婆羅多》。三年後，林懷民再次出現，這不禁讓人們想起了那句老話：休息，只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林懷民：等雲門再回來的時候，我比較自在了，不再罵街，不再說社會不夠好。這也是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分子，要設法用自己小小的力氣，在很小的崗位上，把工作做得好一點。也許大家小的地方能做好了，明天的確會變得更好吧。
　　我決定再恢復雲門。我上城裏的時候，一個計程車司機發現是我，就跟我攀談，問我很多關於雲門的事，他都很同情，覺得雲門的處境的確不好。他安慰我，也鼓勵我，我要下車的時候他不收我的錢，然後忽然跟我說，林先生，每個行業都很辛苦，我們每天在臺北這樣的交通狀況裏跑來跑去，也非常辛苦。他大聲地跟我說，林先生要加油！講完他就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馬路上，陽光很大，我很感動。
　　在收到司機的鼓勵之後，林懷民重組雲門，不但要拾起舞蹈的夢想，也要完成他更多的社會期望。
　　林懷民：我很清楚成立一個舞團幹什麽：我要到偏遠的地區、到鄉間，為基層民眾演出。這後面有兩件事，一是60年代美國的總統肯尼迪組織了青年和平工作隊，到很落後的國家去服務；二是我在海外的《人民畫報》上，看到了大陸“文革”時期赤腳醫生的事，我很感動。所以那時候我組建舞團，沒想過到全世界的首都去演出，想的是到鄉下為基層民眾演出。
　　從最初的時候開始，雲門的舞者就來自社會中下階層。他們並不是當時社會最優秀的舞者——最優秀的那些人，都在知名的劇團裏跳著經典芭蕾，不會來理會林懷民的“草臺班子”。可是這些人有著和林懷民同樣的夢想和熱情，也正因為各自沒有很好的物質條件，

“沒有在家裏彈鋼琴的”，所以更能演繹出生活的本態。
　　雲門也從一開始就堅持，同一出戲，既在國際大舞臺上演出，也到鄉間演給農村阿伯看。1999年，雲門專門成立了子舞團“雲門舞集2”，一團負責到國際上演出，二團則專門負責把舞蹈帶到學校、小區。
　　此外還有大型戶外公演。這樣的演出始於1995年，每年在四個不同的城市舉辦，每場都吸引了數以萬計的觀眾，儼然成為臺灣社會定期的文化儀式。有一年他們赴宜蘭演出，雖然午後一場大雨淋濕了草皮上觀眾的座位，但這卻無法澆滅當地市民競相前往的熱情。
　　看完表演的觀眾紛紛叫好。他們說，他們沒有機會到都市去，他們是鄉下人，而雲門卻把表演送到了他們眼前。有位前來觀看的老太太已經100歲了，卻依舊看得津津有味，贊賞的神情讓旁人看了都感動非常。
　　還有人竟專門為了看雲門的演出而買了新的布鞋。這位操著一口帶著濃烈方音的國語的中年阿伯，小心翼翼地說，來看這樣“國際有名”的表演“穿拖鞋不行”。他對雲門的認知只來自於報紙和雜誌上大篇幅的報導，看完後除了一句“藝術氣質不錯”也說不出別的什麽來，但神情卻異常興奮，目光裏滿是驚嘆、尊敬和喜悅。
　　臺灣作家陳映真如此評價林懷民：“他念茲在茲的，從一開始到現在，就想要解放它，讓那些買不起票或因各種各樣的機緣不能來中央藝壇的老百姓也能看。而他們也非常沈醉、高興地欣賞林懷民的戲曲。我想這個事實告訴我們，人民的內心深處仍有他們審美的高度和可能性。他也表演了不止是一次而已，如果老百姓不接受，他做不下去，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巡回。我相信是舞者受到了鄉下觀眾的教育，在觀眾的掌聲裏他得到了成長，所以他們仍然會被理解。懷民的這點，讓我個人一直非常尊敬。”
　　林懷民：我一輩子得過很多舞評、獎賞跟鼓勵，可是我一輩子最好的舞評，是在一個醫院裏得到的。
　　我的母親生了病住在醫院裏，我去陪她到晚上一點。我離開的時候，在電梯裏碰到一位先生，他跟我說，很高興見到我，同時他要我回去跟雲門的舞者鄭重地致謝。他說——臺灣那時候發生了“9·21”大地震，震得一塌糊塗，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停掉了原本的排舞，開車去災區參加重建工作。我們派了七八個老師住進地震災區去教小朋友們跳舞，教了4年，讓大人可以去做復建的工作，讓小孩子的心理可以疏脫。同時雲門舞集也在進行籌備，在地震一個月後，我們到災區去做戶外公演。當時來看的有好多好多的人。
　　這位先生就跟我說，地震之後，他們一家三代都住在一個竹棚子搭的車庫下，雲門一來，他們家的老先生、老太太跟小孩子們就會微笑，所以他要我謝謝雲門的舞者。我覺得這是我一輩子得到的最大的鼓勵和最大的恩寵。
　　本是去災區安慰災民的雲門，卻在那裏得到了群眾的鼓舞。當雲門前來演出的消息散播出去以後，本來僅剩萬余人的地方，竟一下子湧來了三萬人。表演結束後，三萬人像海浪一樣站起來鼓掌，讓林懷民和舞者們都非常感動。
　　感動的另一面，自然是格外認真、努力的訓練，當然這對雲門的舞者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他們都是一群與藝術合而為一的人，臺灣著名的舞者裏，有許多都出身雲門。
　　2002年春天，雲門在歐洲巡演，四月份來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不幸的是演出期間全團食物中毒，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上吐下瀉，連一向意誌力最堅強的林懷民也病倒了。
　　然而長期的訓練和培養，讓團員們展現了高度專業與敬業的精神，舞者忍著腹部的劇痛，發著高燒仍然堅持上臺演出。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堅持，就連世界上最嚴苛的舞評也會感嘆：他們是“最好中的最好”（the best of the best）、“你若是錯過了雲門舞集的表演，那麽你已經與完美失之交臂”。
　　2001年，林懷民編作了《行草》，在此之前雲門的身體訓練早已拓展到舞蹈以外的領域，打坐成為《流浪者之歌》的基礎、《水月》的動作原型來自太極導引。而在排練《行草》期間，為了體會書法的行氣和筆韻，舞者也花了很長的時間臨帖習字。
　　林懷民：舞者不再去講究技術。技術後來會到達，而他整個的思維要變成內觀的，跟自己的身體講話，當他在做的時候，他的意在也跟他身體裏的氣的流動形成一種對話。所以有些雲門的舞變得非常有趣，像《水月》，用巴赫的音樂，很沈穩、很慢。有些舞者眼睛就那樣垂著，不看觀眾；他從頭到尾不是在演出，是在做一次呼吸的旅行。
　　最有趣的事情是，到最後，觀眾不止得到視覺的享受，還有呼吸的共鳴，所以大概演出三五分鐘之後，觀眾開始跟著臺上的舞者呼吸，非常沈靜而松馳。演完以後，很多人不想離開，就在戲院裏待著；有些人甚至會哭。臺上沒有《梁祝》之類的故事，沒有情節什麽的，可是因為呼吸共鳴所帶來的安靜，觀眾會慢慢松弛，起雞皮疙瘩、哭。這很有趣，當初沒有料到會走到這個地方來。
　　1993年，成立二十周年的雲門首次來到大陸進行演出。那一次帶來的作品是《薪傳》，盡管講述的是臺灣的故事，但民族的奮鬥史同樣讓大陸觀眾感動至極。連很多業內的人也說，雲門的表演無疑給大陸舞蹈界帶來了一次“地震”。
　　十四年後雲門再登大陸舞臺，同時帶來了早期的《白蛇傳》《紅樓夢》和後來的《水月》《行草》，又一次引發了觀看狂潮。林懷民為這樣的成績所鼓動，也期待能夠在大陸市場上有更多的作為。曾任臺灣當局“國策顧問”的林懷民，除了關心舞劇的設計和舞團的演出，也一直關心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建設。
　　他一直為表演通路問題的解決而憂心，而文化團體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事。
　　即使到現在，雲門也仍然為“錢”而苦惱，除了努力為演出賣票並發售DVD掙錢之外，林懷民仍要四處拉贊助，一年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時間能夠用於編舞。已經上了年紀的他有時也會笑說：“我的腰也是很軟的。”一面顯示自己功力還在，一面也透出不得不“為五鬥米折腰”的無奈。
　　2008年，一場大火燒毀了雲門的排練場，許多音樂資料和舞美道具付之一炬。這一燒才讓很多人知道，原來大名鼎鼎的雲門舞集，所用的排練場只是租來的非法建築物。“十六年來在違章的盛夏燥熱、寒冬刺骨的鐵皮廠房裏排練，歐美人覺得匪夷所思，但是在臺灣卻覺得‘幸福得不得了’，十分諷刺。”
　　不過一切仍要繼續。
　　如今雲門已獲批在一塊地上建立自己的永久基地，林懷民希望能打造出一個既能排練又能演出，還可以觀光的文化中心，讓觀眾得到更好的文化享受。為了既節約又高質量地建好這個基地，編舞大師林懷民事必躬親，連廁所多少個、馬桶買什麽都要和建築師一一細商。畢竟這筆錢來得沈重——火災後，雲門並沒有向社會募捐，卻依然收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捐助，有企業一捐便是兩三百萬，也有小學生捐來的一百元。這五千多個捐贈者，都成了雲門的“股東”，林懷民說，他要對股東負責。
　　林懷民：出來做事就是，英文說stick your neck out，把頭伸出去砍，反正縮頭是一刀，伸頭也是一刀。我寧可伸一伸，伸上去還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我不要在家裏悶死。（收藏自 2011 中國重慶出版社《素描台灣》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