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大學教育和大學知識的問題，不是教學法的問題。大學系科目前須做的，是治療式工作，但目前，其首要的任務卻是：與大學內的數碼短記憶裝置作鬥爭。今天的高等教育政策普遍地，在要求大學動員和組織其研究機體，去作出無限制的創新加速，哪怕以毀滅我們的未來爲代價。我們必須先中止大學的這一走向毀滅的創新衝動。資本主義式創新正在毀滅人類的未來。

在谷歌的背影下的虛擬統治中，大學更必須成爲一種與它對抗的新的公共力量。我們的未來是在一種重新奠基的工業模型上，而不應停留在利奧塔在他那時代認識到的那一種後-工業狀態上。爲此，今天的機構內研究應當主動開放自己，去配合來自廣大公民的“貢獻式研究”，而這在康德的大學理念里，正是大學的股份制研究體制里教授們應該但任的功能的一部分：做國家知識保管員，幫助銘冩全民和人人的科學研究成果。未來的大學對我們的作用將是：去幫我們體驗普遍之物，去體驗更大的貢獻式的生活，做出更頂天立地式的發明式、貢獻式編目。

而這一走向全球互聯國的道路，也需要我們去發明。

六、結語

面對當時的知識生産的嚴峻形勢，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中的總結性態度是：抵抗宏大敘述、啟蒙和科學話語，捍衛文學和藝術所代表的各種非科學語言遊戲的合法性。這一由德里達、福柯、布迪厄加持的立場，是斯蒂格勒全力反對的。後者認爲，發明，而不是抵抗，才是我們的真正的任務。貢獻式、編目式發明，才是我們在人工智能所導向的自動社會里的知識生産的真正任務。

德里達在《無條件大學》里仍停留在無條件抵抗的幻覺里。斯蒂格勒批評他不知道在今天的存留條件下的大學自治之藥術之辨証性。德里達不知道的是，大學的抵抗對於大學自己也是一種藥罐。因此，在德里達之後，我們仍須問：明天的大學在哪里？明天的大學知識是什麼樣的？這不是要找到一種反德里達的話語，而是要對他的解構作出進一步的解構。生命要去成爲，重新地成爲，重復地去獲得關於極限的經驗。從重病中走向痊愈的大學，也必須這麼往前走。

大學的正在到來的角色是什麼？

大學學科的問題與本時代的知識體（épistémè）, 既與人對技術後果的補救（épimeleia）, 也與我們身上的狡猾之智（mélétè）有關。所謂知識體（深層構架）就是那一構建我們時代的共同的知識生産的那一認知平台。而補救技術的知識是我們面對技術後果而作出反應，是後續跟進的知識和智慧。至於狡智，尼采説，是我們從自己身上激發出來我們本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居然具有的知識，那是所謂蛇、鷹和狐狸的智慧。尼采想用一大把警句當亂箭去射中的，就是我們身上潛伏着的那些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有的狡猾之智。一被擊中，它們就能在我們身上發揮出令我們意想不到的作用，就能將人類引領到另一種處境之中。

那麼，誰將是這個大學里的“我們”？在父母也正在社交媒體中成爲孩子們的狐朋狗友的今天，我們更應該認真思考知識和代際之間的關係。比如説，誰將是未來大學里的知識表演團體？是今天留在大學里的我們這些這些殘部嗎？如何在這個基礎上來發展大學的隊伍？仍在大學里的我們是否正佔着茅坑不拉屎？

在西方，各級學校所教的知識，都曾來自大學。從1088年博洛尼亞大學誕生起，情況就是這樣。德里達説，在康德那個時代，大學的“外面”是被局限在大學的邊緣的。那時的情況也已不簡單和確定。今天，大學反則成了大學的“外面”的邊緣了，就如大學的商學院將大學的本部擠到了一邊。各技術學科以自身的標準學反過來要求大學，如《自然》《科學》和《細胞》上的研究報告的如今成了大學學術成果的硬通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