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認爲，對於心理-集體的跨個人化而言，所有的知識形式只是生産的一種模態：知識生産意義，而意義是對存留和期待的安排。正因此，知識也構成了我們的關注的形式。而爲了獲得新知識，我們必須培養出一種新的關注，比如在手機屏幕上的關注，那是像對書法碑帖的關係，對圍棋棋盤的關注那樣地需要培育的，因爲那是藥罐。

但是，也只有用被跨個人化循環來加以社會化後的第三存留，去訓練我們的存留和預存方式，才能夠改進我們的關注了（我們的注意力被手機屏幕捕捉，但也能用手機屏幕去訓練我們的注意力）。是跨個人化過程訓練了我們的關注能力，因而刷新了知識的獲得過程。也就是説，個人在作出跨個人化的同時，也獲得了新知識，而新知識反過來也正是對其跨個人化的推動。簡言之，我們不是因爲好奇，才去學習知識，而是我們不得不做出跨個人化行動，去成長，才生産出了新知識，像樹生産出了氧氣，像蜜蜂去採蜜。我們的技術生命不得不這樣“學”着往前走，爲了它自己的成長。學習不全是爲了“得到”那一具體的知識，而更多地是我們通過“學習”來作出更好的心理-集體跨個人化。

四、學校與代際關係的未來

學校是將許多個年幼個人拉到一起，去生産出公共時間的地方。它也是幾代人去生産出公共物的地方，所以也是去生産出我們的新的“共和國”，也就是去生産出“我們”和關於“我們的知識”的地方。今天，可以説，那一熱鬧的互聯網，正是我們本來應該有的真正的學校的樣子。而互聯網也正在被各大平台公司切割成一塊塊的像社交媒體那樣的封建領土。互聯網和平台公司有多麼強大，就証明我們的各類學校已被剝奪得多麼名存實亡。學校正成爲互聯網和平台的幽靈，成了谷歌們盤剝我們的黑磚窯的一部分。

正如老鼠搬家，學校里原有的那些有生命力的東西，今天也全被搬到了網上和平台上。目前，在教室里，師生像什麼都發生過那樣，仍在原地裝樣子，騙着自己地在教、在學。同志們，該醒醒了，時日無多了！

而學校本來是要幫我們生産出公共時間，幫我們找到一種集體的心理間歇，讓幾代人一起找到一些共時時刻，集體地重新學習，集體地升級的地方啊。柏拉圖在《會飲篇》（207d）里透過蘇格拉底的嘴，向迪奧替瑪（Diotima）説：教育就是將一個年齡儘量小的人，放到一個年齡儘量大的人的位置上。教育因此必須是：重新建立三代人之間的相互信任。那是要在三代人之間重新訂立契約。而在今天的課堂里，中老年的屁股後面追着全球資本主義的績效系統考核這匹惡狼，同學們則反而活得像老年人，行事像公務員，擅長到處去考級和蓋章。改革大學，是不是必須從這個錯位開始？這不是哪一代的錯，我們只能三代人同時主動變形，急步跟上，一起來改和變了。不要再等了！

而在人工智能時代，兒童掌握的算法比成年人的版本更高，因爲他們是互聯網土著，因而，今天的代際關係是否已經倒轉？柏拉圖對教育的定義是否應該被逆轉爲：將年齡儘量大的人放到年齡儘量小的人的位置上，再倒轉，又將年齡儘量小的人放到年齡儘量大的人的位置上？捨赫（Michel Serre）和斯蒂格勒都持後一立場。斯蒂格勒因此提出將互聯網、平台和這個自動社會當成一個三代人跨代際、超代際的重新學習領地，比如將老年人和兒童組合到挖地雷、鬥地主的遊戲之中，使他們互相比賽玩電競遊戲等等（具體將在他即將出版的《知識的未來》中詳細討論）。

斯蒂格勒説，教育，真正説來，就是個人努力想辦法把自己寄養掉的過程，是要學者努力讓別人、新的環境來領養自己。它就是個人努力使自己被一個集體領養的過程。在數碼時代，三代人的各代原生性（generational nativities，每代人獨有的那種原生性）之間短路了。所以，今天的教育的問題，不只是學校格式不夠好，教師水平不夠高，學習內容不夠新的問題。今天的教育和學校的崩解，首先是因爲原有的代際間（intergenerational）關係被雲計算平台徹底衝垮了，教育於是沒有了排練和升華的場地，學校成了被殘酷開採的奶牛場。這時，三代人之間無法形成代際之間的集體心理循環，無法將我們自己寄養掉，無法共同成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