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為貝爾納・斯蒂格勒於2019年11月於台北藝術大學舉辦的大師班系列講座的第一講，此中文譯本後刊於《現代美術學報》第39期(2020年5月)。英文原題為”What Can Art Do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本篇講稿首次發表於2018年，地點是中國美術學院在北京舉辦的一場研討會。為了開宗明義，我引用了一段文字，取自2017年11月13日《生物科學》（Bio Science）上刊登的一份宣言，其中回顧到，此份宣言早在1992年即有初版，告訴我們：

[這些憂心忡忡的專業人士，呼籲大家]要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並且提醒「我們必須徹底改變對待地球及其上生命的照管方式，才能避開一場浩劫。」他們透過宣言表示，人類與自然世界將會彼此扞格。[譯註1]

照管（stewardship），這兩個字在此是什麼意思？又和藝術，以及藝術教育，有多大的關係？

我們遭遇的這些問題，正處於一種緊急狀態，並在世界各地引發政治上的緊急狀態。所謂的「緊急狀態」，套句賈可．西塞爾（Giaco Schiesser）去年在北京引用蘇拉（Sulla）的話，就是「一切都快來不及了」，而你還得根據嚴峻的條件來進行選擇。正是這樣的一種處境—我心裡想的是海德格（Heidegger）與沙特（Sartre）的situation—讓我們自問：藝術在今日（亦即，在人類世裡）能夠做些什麼？而藝術教育如何仍然可能—特別是在2018年的中國？以及，什麼才是這樣的教育所該教育的？

這樣的處境，使我們面臨一種互相掣肘的雙重束縛：一方面，藝術無論如何都必然是場「不可思議，幾近難成」的冒險；另一方面，我們仍須將其銘刻到有限的時程中加以考量—這個時程，甚至已由負責簽署報告、提出示警的「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化為數據：大約35年左右，正好是一個世代。有鑑於此，教育這個世代，我們責無旁貸。

*

我之所以會問：藝術教育在2018年如何仍然可能？是因為，中國長久以來—無論在美學或其他層面上—並未受到西方文化產業與消費主義的荼毒。文化產業（Kulturindustrie），以及，將文化產業視為其工具（或說器官，organe）的市場行銷，透過指定一種新的功能給「文化」，形塑那被派去用來消費的行為，造成美學上一種真正的去學習化（disapprenticeship），亦即，一種忘卻（unlearning）[的過程] —也可以說，這種行為由於被派去破壞生活的藝術，因而受到異化—在此，生活的藝術指的是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the art of life，相當於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所描述的，總是既心理又集體的個體化過程（individuation）。

這個發展—先在亨利．列斐弗爾（Henri Lefè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又在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奇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裡，分別進行了局部的分析—近幾十年來終於登陸中國。此一文化破壞，恕我直言，就是一種由市場造成的反文化革命（anti-cultural revolution），透過工業系統與引人注意的設備產品，無所不用其極地，藉著破壞社會性來塑造行為，達到一種難以置信的程度：這場反文化革命即是一種反社會雕塑（anti-social sculpture）。

藝術能做什麼？教育如何仍然可能？並且又該教育什麼？上述問題的答案，必須被理解成我們所謂的覺知度（sense-perception）或感知性（sensibilité），及其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的演變，正是因為如此，這樣的感知性需要教育，也是因為如此，它在表現出這段轉化（transforms）的過程同時，也跨越各種形式（trans-forms），藉由言說、展示、允許自身被聽見、被看見，時而被觸摸，或者被一面走動一面觀賞—就像建築與城市：於是，它完整形塑（per-forms）時間，藉由打開（ouvrant）、施展（oeuvrant）、加以發揮—亦即，藉由雕塑、培育（就像園丁對待他所照料的植物）。

（1月 19, 2021，張至維譯，原載：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