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的命運

那麼，後現代之後的知識將是什麼樣式的？讓我們從利奧塔的學生斯蒂格勒的技術哲學眼光入手，來討論這個主題。

斯蒂格勒認爲，知識不光必須是在兩代人之間被生産出來，也必須是藥術式地被生産出來：也就是説，必須是在我們中毒、半昏迷下的恢複過程中、在挣扎中使自己復原的過程中被生産出來，才是真知識。在療養、恢復過程中，藥罐式、治療式地産生出的，才是新知識。

必須是藥術式地與美團、阿里雲平台這樣的大平台公司的軍事式鬥爭中，我們的知識生産才有效、才有用（海德格爾説的大難中有大救，是這意思？）。

但谷歌正在替我們生産出的知識，已多到我們自己都不好意思親自動手。其巨大的知識庫存和由其人工智能主導的編目，也暗暗地規範了我們對知識的使用。在認知上講，谷歌正在部分替代我們的腦的工作。它使我們的表達不得不與谷歌根據其過往積累的數據統計的規範合拍。也就，它用算法來統計已有的語言用法，以此來規訓我們未來的語用（這就是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里對機器語言的擔憂！）。它天天校正我們的語言認知，使全世界各地的自然語言都成爲其子集。也就是説，谷歌規定的作爲超世代知識的龐大的語素庫，將會帶着巨大的落差地來鑄造我們的新語言規範。使詞語關係成爲人際關係後，谷歌也將要以此來來轄治人際關係。語義網（互聯網發明者伯恩斯-李（Berns-Lee）最近提出的一個倡議），或物聯網是能夠校正谷歌的邪門的另選道路嗎？

在機器學習中生産出的新人工智能將要來碾壓人類自然智能的時代，我們的苦難來自：我們的腦和它的（手和其它器官）正在被24/7式資本主義算法下的各種自動設備網狀捕捉，屏幕將客觀知識強加給我們，自動生成預存（protentions），而不是讓我們通過個人經驗來“追憶”（普魯斯特式地）。屏幕上的“知識”由於可直接送到我們眼睛里，所以，它也反而使我們自己不會生産活、做和思的知識了。這種在平台上通過新人工智能快速形成的知識，不論好壞，都在澆滅我們自己的求知衝動。

在這樣的時代里，我們必須反復強調，教育的社會功能須是：讓學員得到餘地，主動學會自己去生産出知識，主動去建立個人的一致性平面或欲望平滑面，也就是溫尼科特説的，去建立個人自己的過渡空間：一方面是苦苦地冩讀，而另一方面是遊戲地生産思的知識，中間不知不覺地轉換，最終把毒品變成好藥。

作爲數碼第三存留的大數據支持、機器學習推動、人工智能加持的平台管治，已激烈地改變了現存的一般的知識存留和預存方式。它改變了當代知識的所有形式，改變了我們如何去做、如何去活和如何去思考的知識的形式。這種改變要求我們拿出既是器官術式、又是藥術式的對知識的編目手段。之後，我們又必須基於當前的各領域的實驗和創新，去開發實踐式器官術，斯蒂格勒認爲，除此我們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我們必須重新去學習巴斯卡和萊佈尼茨這樣的哲學家所示範的開放式實踐，像黑客那樣地去給自己探路。

斯蒂格勒這里所説的第三存留（大數據是數碼第三存留），是西蒙東所説的“跨個人化”的支架，總是其條件，形式總是多樣，最終支撐着跨個人化中過程中的心理個人的釋義過程。個人如果是一條絲瓜藤的話，第三存留是那一支持它不斷發出新枝然後往前爬的支架。個人正是一邊釋義一邊沿着那個支架向前爬，並同時生産出新的意義的。正是如此，知識才生産出了意義。或者説，意義是跨個人化也就是個人獲得説、做和想的新能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