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現代狀態》出版四十週年之際，張生教授建議我們利用這一“第二利奧塔時刻”，邀請國內各學科的思想工作者，在這一關鍵時點，來像利奧塔那樣，重新敲定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的狀況，警示時代，點醒自己。恰好，中國美術學院也在這個時點召開“後現代及其之後”的《後現代狀況》出版權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作爲呼應，我們就趁此機會，邀請了全國的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音樂、電影、精神分析、社會學、法學等方面的30多位重要學者，集聚同濟大學，用我們的集體智能，開出一張對於雲計算平台、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和大學狀況的體檢報告。

二、知識：後現代狀態和人工智能狀態

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中認定，當時最發達國家（後工業社會）的知識狀況已處於一種叫做“後現代”的狀態。他具體指的是：各學科話語、各知識域、各語言遊戲之間，已處於“後現代狀態”了。但是，科學話語、科學作爲國家知識，卻以其自身的計算式理性，來建立績效標準，再由國家來將這一績效標準強加到其它所有的學科上。這就造成了那些曾影響了在十九世紀末形成的科學、文學和藝術甚至大學本身的遊戲規則和敘述形式，在當代走向了危機，也就造成了不同敘述之間的衝突，甚至火拼。他要我們正視各學科已進入後現代狀態這一點，後者在他看來是褒義的，是我們應該去追求的目標：打倒宏大敘述，使各語言遊戲（包括科學）真正處於一種後現代狀態。

能令我們十分悲痛的是，利奧塔的這一診斷，在今天甚至更對準了我們和我們的知識機構的症狀。都可以設想，任何一個高校的青年教師，在今天讀到此書後，仍會節節嘆賞……

科學研究的是績效，然後它自己也被這個績效的圈套扣住。在其它學科也都被套住的同時，科學知識總是過量的、競爭的，會與其它語境的知識衝突的。它每一次都要頂破天花板，需要我們事後去療救和抹平。所以，我們必須對科學知識的當前和未來狀態不斷做出評估，防止它自建合法性，來排擠其它語言遊戲。如果簡單地就用了它的標準學，就會使文學知識和藝術知識等等無法獲得合法性：大學里無詩，這一點已是對康德和謝林的大學理念的極大侮辱。

實際上，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加以辯護的是：並沒有一種科學元語言可來衡量、評價其餘的一切。

大學里的明星科學家因此都應該對下一代的知識命運負起主要責任……如果真的是好的科學家，作爲某一種語言遊戲的玩家，他們應該主動改變現有科學遊戲，甚至像在圍棋比賽中那樣，主動去發明新規則，使下一代不會被一個垂死的體制及其規則玩殘。他們應該……轉身強調：個人成名獻身的道路，可有無數條，而大學只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心理、集體式跨個人化的場所之一，是各種新語言遊戲的孵化器，和績效管理受害者們的療養所。

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中還向我們指出，到1970年代末，人們只有技術標準，而沒有了關於真和正義的標準。這時，關於科學、啟蒙和解放的宏大敘述其實全部倒下了。那麼，這時，各種小敘述、本地語言遊戲的合法性將從何而來？誰、怎樣去爲這種合法性做出辯護？這一辯護途徑，就是利奧塔提出的“後現代狀態”這一總體視野：在後現代狀態里，科學也只是其中的一種語言遊戲，也是一種文類，所有文類和所有語言真的走向平等了。而國家和系統只有把私人語言遊戲排除掉，才能開始“管理”。

它必然是恐怖的。對付系統的批判理論，所以，也必須恐怖：也必須在自己的語言遊戲中加速，抽象，剝離。在今天，不也是這樣嗎？如果我們的理論不能夠成爲最新的人工智能，去加速我們的思考，去發明、生産出新觀念，那我們就是在等死。理論有什麼用？它能促成觀念的誕生。觀念是學者的最高成就。並沒有什麼科學方法。學者首先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利奧塔也非常英明地看到，理論與藝術本身就追求對自己的敘述的合法性抱有良心和責任，會去追求績效之外的另外的合法性，所以才是我們對付科學話語的手段。而合法性只能從我們自己的語言遊戲的操作和交往互動中得到。

（作者：陸興華；作者單位：同濟大學；原題：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狀況：紀念《後現代狀態》出版40週年；爲2019年11月6日同濟大學“紀念利奧塔《後現代狀態》問世四十週年研討會”發言稿，2019-11-06；該文原題爲《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狀況——紀念《後現代狀態》出版40週年》。見：澎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