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狀況》強調得很尖銳的另一點是，科學的真理話語是用它自己的“內容”來自証合法性的，而其它諸種語言遊戲，如文學、藝術，則是通過使説話者在語用（pragmatic）上平等參與，在敘述之中，去平等地獲得其表達的合法性的。只有這樣的語言遊戲和語用很活躍的社會里，才會不斷有新的發明。科學本來是諸文類之一，今天它卻以真理和論証來稱霸，就剝奪了其它諸語言遊戲的平等和合法性。這是科學話語和歐洲啟蒙-解放話語這兩種宏大敘述的罪行之一。但是這兩種霸權話語本身其實也已玩完，各種語言遊戲事實上平等了，只是，我們自己仍在習慣上仍以科學話語的權威性和績效標準學，來管理社會，甚至主動對照它們來要求自己，正如當代中國大學仍在用美國大學的科研標準，來強壓到文、理、工的研究上一樣。

在《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哲學家利奧塔指出了我們時代的知識的總體的可悲狀況：

今天的知識是、將是爲了被賣，才被生産出來；它只有被消費，才能在新的生産中增值：在這兩種情形里，知識都是用來被交換的。它不再是它自己的目的，它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

利奧塔這里還沒考慮到知識在今天的雲計算平台上的遭遇，沒能夠見到人工智能操縱這個自動社會時知識所呈現的另外兩面。是斯蒂格勒向我們指出了這兩面：在大數據經濟的統治下，作爲平台用戶（手機就是大平台公司用app塞給我們的小平台，像抽屜一樣地將我們裝在了其中，來被層層剝削）的個人，既藥術式地自己生産知識，但同時通過知識生産而走向個人和社會集體地體外化。個在也被手機屏幕里的數碼第三存留，也就是大數據不斷地再生産的同時，也能轉而開始自己的新的知識生産。

斯蒂格勒清晰地向我們指出，所謂人工智能對我們的知識生産的操縱的實質，是與二十世紀的主導者用文化工業也就是好萊塢、電視連續劇和音樂工業來操縱我們的知識生産一樣的，都是在強迫我們加快消費。因此，反對人工智能使我們在知識生産上走向無産階級化和廢人化，就是要擺脫那一統治我們的、想要逼我們作出最有效的消費的交換價值生産的意識形態，恢複我們個人的知識的使用價值：去追求作爲我們自己的個人時間、個人工作和個人未來的知識。而我們今天見到的大部分知識，由於是在交換中急需，才被生産出來，並且都是作爲商品被生産出來的，自然也就成了供我們消費的商品。

而在斯蒂格勒看來，哪怕是大學課堂里的知識，也只有在兩代人以上的切磋過程中，才重新生成，才能夠成爲集體第二存留（如待被驗証的生物學論文中的實驗結果）之後，才算研究者自己的個人知識。也就是説，帶進課堂里的全是舊知識，只有師生之間在課堂上扳過手腕之後重新形成的第二存留，才算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新知識，而那也仍是待進一步敲定的知識。

只有在兩代人以上的共同關注下，在這樣的代際相連的場景中，知識才是逆熵的，因爲它加強了幾代個人的心理-集體的跨個人化。對於海德格爾而言，不在全國人民的目光下的師生論爭-勞動-戰鬥共同體內被爭論過的，就不能好算是知識。研究、勞動和戰鬥才使師生共同體的知識關懷在德國人民面前變得恰切和鮮活。這是要在全體人民面前錘煉新知識，是在劇場中演示新知識給全國人民看。

以上是藉《後現代狀況》的出擊點，來對人工智能時代里我們的知識生産的狀況作了一個總體的定性。下面我們將把本文的關點拉到知識和大學的未來這一主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