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此，我們拒絕巴迪烏（2000）的主張，即德勒茲的哲學不是批判性的，但這並不是全面闡述反對這一非常嚴厲的判決的所有論點的地方。然而，從接下來的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學的「問題」形式被明確地認為是對當下的批判。換言之，這不是巴迪烏所說的逐案哲學，而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嘗試，旨在創造一種足以解決日常生活中各種複雜問題的概念。



2 分裂分析的論點很簡單：欲望是一臺機器，是機器的綜合，是一種機械的安排——欲望機器。欲望的秩序就是生產的秩序；一切生產都同時要求生產和社會生產(德勒茲和瓜塔里（1983:296）



3 人口統計學不僅僅是第三世界的「惡魔」——社會保障私有化專家們用它來論證政府負擔不起如此多的養老金領取者。



4 Peter…

正如巴頓在他的章節中所概述的那樣，虛擬的結構就是問題的結構：無論虛擬條件如何確定或指定，虛擬本身的本質永遠無法被完全捕捉。然而，這並不是說虛擬雖然是內在的，但缺乏實質性。隨著當代世界日益網絡化，虛擬化是控制理論和控制論共同關注的問題。從控制論和信息論追溯控制論的發展，約翰·馬克斯勾勒出了控制論的烏托邦願景，因為它將信息與物質性分離。但德勒茲和瓜塔里提出的虛擬世界的概念是否與賽博理論所支持的概念相同？當涉及到一個明確統一的機構的挑戰和令人不安的概念時，他們當然有一個共同的焦點，以及對非中心組織模式的共同興趣，但是有很多關於賽博理論如何使用德勒茲和瓜塔里，這不僅是概念上的薄弱，更糟糕的是，剝奪了概念的關鍵動力。德勒茲和瓜塔里正是在虛擬概念的背景下關注物質複雜性，從而戲劇性地與賽博理論分道揚鑣。和賽博理論相反，他們並不提倡虛擬的無實體的願景。此外，正如德勒茲和瓜塔里所理解的那樣，虛擬並不是現實的非物質化對立面。他們的虛擬理論的關鍵動力在於拉奇曼在思想上稱之為「虛擬的智慧」，而賽博理論在概念的巴斯德化過程中所做的事實上是去政治化。

總而言之，以下散文集使用…

阿德里安·帕爾（Adrian Parr）也參與了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對欲望的相當創新的理解，用它來考察過去是如何通過主流文化和政治被領土化的。在奧地利民族史學和以色列民族認同的背景下思考大屠殺紀念的不同形式，她所研究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大屠殺是如何作為一種反動的認同基礎發揮作用的。然後，她在記憶和史學的背景下思考文化和政治扮演的不同但相互關聯的角色。正是在這里，她擴展了她對大屠殺的分析，以考慮更為複雜的記憶運動，即在德勒茲與精神和物質記憶之間的區別的基礎上，對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系譜史的討論交織在一起。

勞倫斯·西爾伯斯坦（Laurence…

有什麽好處？

在本書的第一章——《軍國主義論著》中，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提出了許多這些問題，以描繪當代世界的軍國主義。

Nicholas…

亞歷山大·科伯恩和傑弗里·聖克萊爾在他們關於「西雅圖戰役」的報告中寫道，這是一次勝利，盡管末日預言家在「震撼世界的五天」（1999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之後的幾個月里說了些什麽，因為它將抗議者的「問題」直接放在了國家乃至全球政治議程上（Cockburn和St Clair…

薩帕塔主義者的運動始於11項要求——工作、土地、住房、食品、衛生、教育、獨立、自由、民主、正義與和平——但隨著安全、反腐、信息和環境保護的增加，最終擴大到15項。他們聲稱擁有異議和叛亂的權利，但選擇實行民主而不是為此發動戰爭（Weinberg 2000:201）。充分利用電子媒體，扎帕塔斯主義者向全球政治底土撒下了強有力的密碼式口號。在扎帕塔斯主義者發布的眾多口號中，在第一世界最具吸引力的無疑是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最近提出的收回公地的烏托邦口號的核心：「一個世界，多個世界」。對克萊因來說，這決定了當前鬥爭的利害關係。這意味著反對她所稱的麥格政府所珍視的中央集權、整合和同質化邏輯。麥格政府是「減稅、服務私有化、監管自由化、破壞工會的快樂大餐」的提供者（克萊因2001:89）。這意味著給予當地社區「根據自身的特點規劃和管理學校、服務和自然環境的權利」（克萊因2001:89）。…

包括中間部分

公理理論的運作本身——即它不停地尋找新的實現模式——產生了它無法解決的問題。

世界範圍內的不言自明原則越是將高工業和高度工業化的農業置於外圍，暫時將所謂的後工業活動（自動化、電子、信息技術、征服太空、過度軍事化等）保留在中心，它越是在中部、內陸第三世界、內陸南方地區設置周邊欠發達地區(德勒茲和瓜塔里1987:469）…

同構模型

原則上，只要所有國家都是在單一、一體化的世界市場內實現資本的領域，它們是同構的。盡管這種同構意味著州與州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性，至少在運營層面（「公路法規、商品流通、生產成本等」），但這只適用於普遍存在的「單一一體化國內市場趨勢」（Deleze和Guattari 1987:464）。然而，在更深層次上，國家之間可能存在真正的異質性，而不會停止同構，因為世界市場的事實讓它們別無選擇，只能順應。…

與各種「公平貿易」倡議的出現在改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日益嚴重的結構性不平等方面同樣重要，它們的存在本身就阻礙了人們對這種情況普遍性的清晰認識。它實際上相當於羅蘭·巴特敏銳地描述為「修辭接種」的一個例子，這是一個對更系統的批評免疫的小讓步（巴特1972:164）。通過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市場體系並不總是公平的，那些從這一體系中獲益最多的人試圖回避一個事實，即市場體系本身是不公平的。星巴克同意為其咖啡豆支付略高於市場價格的價格，這是一種企圖，讓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現實，即這種情況——第一次將第三世界作為市場花園——首先是問題的根源。咖啡種植國的國內部門缺乏多樣性，這使它們處於非常脆弱的地位，它們的生計完全取決於第一世界人的突發奇想。這也阻止了他們擴大農業（更不用說工業）基礎，因為他們無法種植利潤更低但最終更有營養的作物。因此，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必須進口糧食，盡管它們擁有龐大的第一產業部門。…

公理是主要類型的操作語句；它們不來自或依賴於其他語句。它們是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生產、流通和消費組合的組成部分。它們的主要職能是監管資金、人員、原材料、商品等的流動。流可以同時成為幾個公理的主題，但它們也可能缺少自己的公理，因此它們要麽被其他公理的結果所包含，要麽仍然「不受約束」。公理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出現，但更常見的是以合同、貿易協議、政策聲明、治理協議等形式出現。歐洲戰後重建的馬歇爾計劃是一個公理的例子，就像巴西1970年代的進口替代計劃和看似常年的全球戰爭一樣；它們是支撐和解釋各種法律、政策和條例的口號，這些法律、政策和條例使當今世界的日常生活具有結構、一致性和本質。在他們所謂的「概要草圖」中，德勒茲和瓜塔里確定了七個共同構成l「宇宙公理」的「吉文」。

加減法…

《德勒茲與當今世界》前言

在《尼采與哲學》一書中，德勒茲說，除非你知道一個哲學家反對什麽，否則你永遠無法正確地了解他。要了解他們，你必須知道是什麽點燃了他們的靈魂，是什麽讓他們接受了幾乎不可能的挑戰，試圖說些什麽。



太多的人滿足於說德勒茲和尼采一樣反對黑格爾，卻從未問過為什麽。而那些不厭其煩地問這個問題的人往往只滿足於一個哲學的答案。但如果德勒茲認為黑格爾的哲學不可容忍，那不僅僅是因為他認為辯證法是一個糟糕的概念，或者他反對以否定為前提的形而上學。這些都是一位沙箱哲學家的抱怨，德勒茲當然不是這樣。



黑格爾的哲學對德勒茲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因為在他看來，它提供了一種奴隸的世界觀…

這一奇怪的基督，沒有成為詞句的肉身（incarnation），他來自盲信（dead letters）辦公室。在那里，他只能看到無人過問的沒有地址的信件，或寄到不存在的收件人處的信件。

一個父親-上帝沒有手打開信件，沒有眼讀信，沒有嘴談論；一位聾啞盲的父親——他以一堵墻將球回彈回去的方式，將自己的兒子巴特比送到了這個世界上，讓他發出和“肉身化”（incarner）唯一的詞組——這意味著，他是一個什麽也不喜歡的“好”父親，精神分裂的父親。

因為他沒有任何器官選擇事物，因為他的器官，他的嘴、眼睛、手脫落得到處都是，脫落得這個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是，因為他事實上除了脫落什麽也不是。…

這一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事情就這麽發生了，似乎這一通過強力建立的一致性，馬上亂成了一團。德勒茲歌頌靈魂偉大的自由之路。可是我們如何才不會被他將要提供的世界圖景擊中？一個“過程中（的世界），群島”，上面住著友愛的個體：“一堵由自由的[libres]、沒有用水泥固定的石塊砌成的墻，其中的每個元素都有獨立的價值，但這價值又是通過與其他元素的關係體現的。”[27]

我想，這是德勒茲最後留給我們的最宏大、最強烈的圖景之一。同時也是最奇怪的。我們知道用於共同體的與建築學規劃相違背的“自由的…

事實上，在“巴特比或句式”中，【196】美國烏托邦可能是——或可能已經是——偉大的友愛希望的另一種圖景的呈現：與無產階級的世界相對的同志的社會；另一種偉大的希望，雖然同樣遭遇了充公（confisquée）的命運，可能性卻還是這麽豐富。



這一烏托邦與蘇聯的烏托邦截然相反——那一烏托邦在外部被父系的形象吞噬殆盡。美國革命不僅與英國父親決裂，同時還阻止了其權能，實現了一個沒有父子的社會，一個走在同一條路上的兄弟組成的小型國家——沒有開始和終結。



這一革命建立了一個少數派的國家，其小說擁有卡夫卡這一布拉格的德裔猶太人釋放的少數派語言的或語言中的少數派的權能。[25]…

在作者眼中，其建立起來的並非諸主體的平等，而是對虛構的特權的壓制。【194】自由間接話語沒有表達風格的絕對視角；它體現了對表象的真實反對。

這並非原子無差異的音樂，而是一種福樓拜主義：“當他自己即將開始‘虛構’ [fictionner]的時候，當他進入‘構造傳說（légender）的犯罪現場’的時候，因而在幫助他的人物創造的時候”，這種福樓拜主義是“真實人物的生成性”。[22]



分子革命沒有讓魯奧（Pere…

德勒茲面對的難題其核心肯定就在於此。【192】相對於模型和復制品的二元垂直世界，他起初似乎在反抗多樣性的水平世界。這是一項矛盾的工作，輾轉於碎石般思想的唯物主義和優雅動物或對稱建築的唯心主義之間的時候，他似乎在反對拼圖（patchwork，原文為英文——英譯注）的獨特計劃。相對於血統模型，其仿制品和罪責，他似乎在對比通過蜜蜂而受精的植物和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無辜植物。這一對兩種世界形象的簡單反對馬上遭遇了挫敗。…

換言之，文學的分子革命似乎回到了陳舊的亞里士多德的選擇，特權行動與性格的二選一中。福樓拜選擇了個別性以取代人物和cogito（思考）的法則。不過這麽做的時候，他犧牲了相對故事而言的生成性 [les devenirs] 。



然而，德勒茲做了相反的選擇。通過賦予生成性的反敘述權能以特權，他將權能集中在了榜樣人物身上。這些人變成了生成性的操作者和生成性的象征。對文學人物及其句式的分析與對《感覺的邏輯》（Logique de la sensation）中的形象（figure）的分析連接了起來。…

這一低音演奏我們聽到的，遠沒有德勒茲在梅爾維爾平滑的文本中聽到的那麽多，不過我們可以辨識出這一說法的來源：它由叔本華關於音樂的記載而來。通過訴諸語言中難以解決的差異性，通過刻畫文本的運作，和他告訴我們的事情之間的相似性，德勒茲事實上將文學納入了音樂的概念：不是一種特殊藝術，而是一個哲學概念，一種藝術觀念。



在叔本華處，音樂明確地表達了真實世界的音樂，一個象征性的未分化的世界的音樂。這一世界存在於表象的圖式之下。簡而言之，文學句式的分析將我們送回到了故事的贈予中，文學獨一權能下的象征功能中。

德勒茲提出的異議，在於指出文學的獨一權能，原來是不穩定的。為了反對分子革命的重組變成表象圖式，為了結束自律與他律間的衝突，德勒茲提出了一種表演性的文學概念。…

德勒茲的全部努力在於將動物/無機物隱喻，從普魯斯特的作品中驅逐出去，構造普魯斯特的安提戈涅的連貫形象，作為antiphysis（反自然）啟示的植物作品的連貫形象——夏呂斯（Charlus）的身體就像一面佈滿了符碼的盾徽（blason）。



我們知道，為了構造獨特的antilogos（反邏各斯）邏輯，德勒茲必須三次回到普魯斯特的文本中。我們還知道，antiphysis（反自然）因此系統化地獲得了一個稱號：精神分裂症，或者更簡單那一點，精神錯亂。[15]



最終反對作品有機體或大教堂的是，掠過作品的蜘蛛織就的網絡，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敘述者的線索，在夏呂斯的偏執狂和阿貝婷（Albertine）的色情狂間延伸。…

福樓拜通過浪漫主義時代的泛神論者辭典表達事物。他給出了形而上學標準的浪漫主義版本：文學要求“自律”，以此追求意義。普魯斯特或布朗肖曾抨擊福樓拜形而上學，及其暗含的詩學的粗糙。他們曾給出兩者更為考究的版本。



不過，根本問題在於，只有一種文學的形而上學：蒙在形而上學上的摩耶之幕撕開了，表象的墻刺穿了沒有根基的土地[fondsansfond]。在這里，思想發現其權能與物質的權能相同一；在這里，意識與無意識相等同；在這里，logos（邏各斯）揭示了pathos（帕索斯，意為知覺、引起憐憫——中譯者注）——歸根結底，這一pathos（帕索斯）是一種冷漠（apath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