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麽好處？

在本書的第一章——《軍國主義論著》中，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提出了許多這些問題，以描繪當代世界的軍國主義。

Nicholas Thoburn提供了一個補充分析，旨在確定Hardt和Negri受德勒茲啟發的論文的局限性。通過對他們「大眾」概念的批判，托伯恩向我們介紹了共產主義政治背景下的政治構成問題，解決了通過非交流空泡運作的次要政治。他問道：如何才能將政治從自我指涉的發黴角落中拯救出來，並再次開始參與社會？托本認為，這大體上是一個次要的政治表達問題，這取決於交流是以信息傳遞還是集體表達的方式進行的。第一種是直接進入民粹主義大眾傳播形式的手中。第二個更符合生產力，而不是具體的政治信息。托伯恩批評政治主體和獨立社會團體的整體概念；他說，後者是哈特和內格里的大眾觀念所支持的立場。

肯尼斯·素林（Kenneth Surin）的《1000個政治主題》（1000 Political Subjects）提出，在一個先驗保障不再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里，我們需要尋求新的團結基礎。如果政治要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讓我們面對當前局勢的替代方案，這一點很重要。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重新激活了福柯拋入大海的公民主體的概念，呼籲基於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奇點概念的新的歸屬概念。蘇林從庫爾德分離主義到「英國性」這一充滿價值的範疇，詳細闡述了奇點概念對新的身份分配方式的好處：他主張用描述代替身份。因此，他並沒有把別人看作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或「庫爾德人」，而是提出了一個有益的建議：我們實際上可以依靠描述來打開「存在」到「差異」。

Rosi Braidotti補充了如何重新配置主導民族身份的項目。她說，歐洲統一計劃中隱含著後民族主義社會政治空間的願景。Braidotti將這個空間比作一個成為少數民族主義者的空間，原因是歐洲統一意味著身份的轉變，她提出的轉變可以產生一種更具生態哲學意義的多重歸屬感。最終，這種意識的轉變將導致「白色」的構思和體驗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從這里，她接著概述了歐洲白人以前所享受的結構性隱形的政治和方法學含義。移民的湧入和當代歐洲各種文化的融合，打破了種族和民族主義的認同類別。不過，布拉伊多蒂警告說，這種背離統一身份立場的做法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盡管如果歐洲要開始與以前以歐洲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模式脫節，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在Verena Conley的「邊界」一章中，民族認同問題也非常突出。利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根莖和平滑空間的概念，康利調查了民族國家和公民之間的聯系，探索了替代性社會空間是如何產生的。她批評平滑的空間，特別是這些空間對資本流動的適應性，資本流動往往破壞社會福利，而不是提高社會福利。因此，康利呼籲對平滑空間有一個「合格」的理解，當與根莖連接一起打開和改造領土時，實際上可以幫助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邊界線。她認為，邊境政治的現狀，即國家機器通過包容和排斥機制發揮作用，最終只會使社會性停滯不前。然而，國家不需要固定在其領土邊界上，因為在邊界線的限制下，根莖線會產生新的路徑，而正是沿著這些路徑變化。康利在這里談到的不僅僅是發生在地球層面的領土變化，而是語言、情感和欲望層面的變化。因此，在她的分析中，關鍵的不僅僅是社會欲望的解放，還有精神欲望的解放。

保羅·巴頓（Paul Patton）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國內殖民和非殖民化，據了解，這意味著繼續生活在傳統家園但被殖民地國家俘虜的土著人民的殖民。巴頓利用德勒茲的事件理論和他與瓜塔里共同發展的威懾化概念，考慮土著社會的合法殖民，以反思殖民事件。巴頓概述說，一項活動不能與身體混淆，它是一種「身體的特殊形態和運動」的表達，因場合而異。這樣，正如帕爾在她的文章中所概述的那樣，事件和歷史不是同一事件，只要事件逃脫了歷史的線性組織。巴頓詳細研究了殖民地的歷史政治事件，該事件根據無主地原則運作（白人定居者認為該領土在法律上是空的，無論該土地上是否仍有土著居民居住）。澳大利亞的馬博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不僅開創了突破性的法律變革，而且還帶來了激進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