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藝「後人類敘事」的倫理困惑與道德悖論的根源也許仍然在人類自己身上，網絡科幻小說的相關思考和傳統科幻文藝對於「技術生命」以及人類變成「偽神」後的倫理焦慮一脈相承，「弗蘭肯斯坦」的幽靈仍然在人類頭頂上回蕩。此外，人類對自我主體中某些「神性」要素依然懷有深刻的警惕和忌憚。「也許，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後人類』歷史的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29]（P.101）「後人類敘事」對「人的問題」的審視——人權、人性、意志和尊嚴的異化，技術扭曲人性、人心——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生命政治思考的視角。隨著生物醫學、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科技已經成為人類生命實踐的延伸，「人類逐漸『非人』化，福柯預言的『人的被抹除』可能即將發生」，在「後人類敘事」倫理構建的網絡科幻小說中「人類並不享有保存自身生物特性和身份的特權，人類被抹除的可能性並不意味著叫停科技的必要性，人類的『非人』化是一個正在發生且無須哀悼的事實。」[30]（P.126）這也是我們反思後人類所帶來的倫理沖擊的目的所在。

網絡科幻小說的「後人類敘事」本質上為讀者精心地創建了一種「二律背反」的「烏托邦/異托邦」系統。後人類生命政治的審美建構「不僅僅屬於作家的個人創造，而是反映出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理解世界和想像未來的方式，以及孕育這種創作範式的社會與文化實踐」[31]（P.21），作為敘述手段和構思方式，「這種方法投射了一種世界，這個世界其實是與我們現實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關的，但是在這個世界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32]這種「烏托邦/異托邦」系統在審美層面為讀者營造了一種比現實更加黑暗、無序、非理性與不可見的「後人類境況」。在《小兵傳奇》《慶餘年》《希靈帝國》《修真四萬年》《宿主》等作品中，這種畸形的社會形態更是人類社會所有舊制度的「返祖」：皇權帝制、家族獨裁與嚴刑峻法的奴隸制度堂皇地並存於未來「哥特社會」的暗黑狂想中。因此，網絡科幻小說的生命政治是對理想社會的「反建構」，它基於人類倫理關係的善—惡、好—壞、美—丑、文明—野蠻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設想烏托邦社會形成後包含其中的「反結構」「反體制」「反潮流」和「反人類」等範式，即理想社會中仍然存在著未知的假惡丑和「非人化」現象，它們仍然是人性自我完善的死敵，它們消解了人之為人的情感、思想、自由和道德標准，使人在後人類語境中異化為「非人」，或作為現實生活的「想像的能指」而存在。「烏托邦/異托邦」的想像編碼與審美範式之所以受到網絡科幻小說的歡迎，是因為它們在「烏托邦空想開墾過的土地上勞作，也就是試圖構想一種與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沒有競爭或憂慮，沒有異化勞動和對他人及其特權的羨慕和嫉妒」[33]（P.79），更沒有人性向獸性的墮落。網絡科幻小說的「後人類敘事」在新媒體時代構建了新的話語機制與理論維度，即針對「人類紀」普遍存在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陷阱和生命政治危機而提出一種新的反思策略，同時它也揭示了中國網絡科幻小說「後人類敘事」的「烏托邦/異托邦」話語變奏內在的複雜語義邏輯，並在和平崛起與民族復興的新時代語境下重塑文學生命政治想像與倫理實踐的美學空間。

五、結語

網絡科幻小說的後人類生命想像及其所構建的生命倫理觀與生命政治學，是審美實踐對現實社會治理模式與組織規範體系的一種「虛構性預演」或「想像性建構」。這種「建構」與「預演」既能夠為當代人類提供預見現實社會生命政治及其治理機制在未來時空維度中的發展趨勢和直接影響的機遇，也通過文藝審美意識形態話語的能動力量對現實生命實踐的組織制度、運作機制、治理體系和價值規範提供了必要的警示、諷喻和反思的可能性。網絡科幻小說借助於這種建基於科技與人性、生命與政治、審美與社會等維度之上的冷靜思考與批判，充分地發揮了科幻文學以「技術狂想」、「後人類敘事」和審美新範式來反映、干預和改造人類自身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此承載「科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正義與美學倫理，揭示出符合時代特色的審美價值觀與方法論，構建科幻文藝生命政治學的理論話語規範體系。

[29]弗朗西斯•福山.我們後人類的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後果[M].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30]徐璐.幽靈游蕩：日本科幻動漫中的核威脅[J].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6）.

[31]王瑤.從「小太陽」到「中國太陽」——當代中國科幻中的烏托邦時空體[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4）.

[32]王德威.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欣（之一）[N].文藝報，2011—05—17.

[33]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M].吳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原題：副本模式、游牧身體與生命政治新範式——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後人類敘事」；作者：鮑遠福；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2022年04月；關鍵詞：後人類；網絡科幻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