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帕塔主義者的運動始於11項要求——工作、土地、住房、食品、衛生、教育、獨立、自由、民主、正義與和平——但隨著安全、反腐、信息和環境保護的增加，最終擴大到15項。他們聲稱擁有異議和叛亂的權利，但選擇實行民主而不是為此發動戰爭（Weinberg 2000:201）。充分利用電子媒體，扎帕塔斯主義者向全球政治底土撒下了強有力的密碼式口號。在扎帕塔斯主義者發布的眾多口號中，在第一世界最具吸引力的無疑是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最近提出的收回公地的烏托邦口號的核心：「一個世界，多個世界」。對克萊因來說，這決定了當前鬥爭的利害關係。這意味著反對她所稱的麥格政府所珍視的中央集權、整合和同質化邏輯。麥格政府是「減稅、服務私有化、監管自由化、破壞工會的快樂大餐」的提供者（克萊因2001:89）。這意味著給予當地社區「根據自身的特點規劃和管理學校、服務和自然環境的權利」（克萊因2001:89）。

盡管這幅世界擺脫資本主義掠奪性利爪的畫面很迷人，但它沒有達到目標，因為它將資本主義定義為剝奪我們規劃和管理學校的權利等等。事實上，可悲的事實是，大多數新自由主義政府都很樂意將學校管理權移交給當地社區，認為這是一種簡單的削減管理費用的方法，同時似乎也做了一些好事。真正的問題是，公理論能夠將所有形式的組織作為其實現的模型。正如內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標誌文件的崛起》（the rise on the logo documents）一書所述，這是它最近才完善的東西。我們並沒有失去對學校的控制，而是以利潤的名義放棄了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以其陰險的另一個原因：效率。教育、衛生、生活；這些本質上是不可計量的，但我們已經看到新自由主義者將它們轉化為可計量的，為此可以采取資產負債表方法。如果一個人必須用權利的語言來構建這一討論，那麽就有權決定什麽可以、什麽不可以成為必須首先獲得的實現模式。薩帕塔人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應該從政府本身開始！

不可判定命題

左派對西雅圖和阿雷格里港的反應好壞參半，從大衛·格雷伯等無政府主義者的狂熱到邁克爾·哈特的冷靜考慮。這兩種立場絕不會窮盡回應的範圍，甚至不會描繪出其極端，這兩種立場代表了西雅圖和阿雷格里港所遇到的兩種主要回應：要麽他們的存在就足夠了，要麽需要更多的組織來改變現狀。德勒茲和瓜塔里會如何回應？人們可以推測，德勒茲和瓜塔里會同意，也許會像1968年5月那樣，對法西斯的重新領土化有所保留。西雅圖明顯的無政府主義無疑也會讓他們感到高興。正如他們關於「飽和」的評論所表明的那樣，德勒茲和瓜塔里並不認為「全球勞工官僚或技術官僚」的潛在發展是對資本主義的改進（德勒茲和瓜塔里1987:464）。事實上，他們將其列為一種危險，需要通過專注於精確且高度本地化的鬥爭來避免。

我們將西雅圖和阿雷格里港比喻為異見的爆發點，但在如何稱呼這兩個點上還沒有達成共識——媒體應用的「反全球化運動」標簽已經被卡住了，盡管是一個明顯的誤稱（這些運動在其前景和關注範圍上都是全球性的，並利用了所有可利用的全球化技術）。但正如埃米爾·薩德爾所說，在他們為自己創造的新環境中，新的陣型很難被識別（正如博爾赫斯所說，革命者和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都創造了自己的先驅者），而繼續試圖在前幾次運動的背景下解讀這些先驅者，就失去了他們存在的意義（薩德爾2002:94）。對阿雷格里港的壓倒性抱怨是，很難看到它將如何協調努力。相比之下，繼德勒茲和瓜塔里之後，我們可能會同樣認為，資本主義無法容忍的是他們缺乏組織性和混亂的蔓延——它想要的是組織異見。「西雅圖之戰」的「海龜和卡車司機」流行語巧妙地總結了德勒茲和瓜塔里關於革命的論點：聯系而不是變化：「每一場鬥爭都是所有這些不確定命題的函數，並構建了與公理的變化相反的革命聯系」（德勒茲和瓜塔里）瓜塔里1987: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