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銳傑譯〈朗西埃·德勒茲、巴特比與文學句式〉(7)

這一低音演奏我們聽到的,遠沒有德勒茲在梅爾維爾平滑的文本中聽到的那麽多,不過我們可以辨識出這一說法的來源:它由叔本華關於音樂的記載而來。通過訴諸語言中難以解決的差異性,通過刻畫文本的運作,和他告訴我們的事情之間的相似性,德勒茲事實上將文學納入了音樂的概念:不是一種特殊藝術,而是一個哲學概念,一種藝術觀念。

在叔本華處,音樂明確地表達了真實世界的音樂,一個象征性的未分化的世界的音樂。這一世界存在於表象的圖式之下。簡而言之,文學句式的分析將我們送回到了故事的贈予中,文學獨一權能下的象征功能中。


德勒茲提出的異議,在於指出文學的獨一權能,原來是不穩定的。為了反對分子革命的重組變成表象圖式,為了結束自律與他律間的衝突,德勒茲提出了一種表演性的文學概念。【189】

不過,這麽做的時候,他回到了黑格爾標識出的象征主義邏輯。面對文學通過實現來廢除其原則這一問題,德勒茲選擇了一種模範文學和文學中的模範話語:在這種話語中,文學冒著僅僅呈現寓言或寓意(allégorie)的危險,呈現了其權能。

人們可以在運作(opération)形成的過程中呈現這種話語。不過在德勒茲看來,呈現這種運作絕大部分時候意味著將分析集中在運作者的形象上。這意味著重新接受亞里士多德詩學的異議,將文學文本集中在性格上,損害行動,促使性格變成了寓言背後的驅動力。



事實上,注意到在德勒茲處,什麽樣的不一致可以通過這點很重要。他長時間地談論分子多樣性,和個別性以及個性化的非人格性形式的長處。他繼續談論夢中一小時的個人性,或看見的風景。

不過,相較於巴爾貝克(Balbec)海灘上出現的海洋生物,他的分析總是更多地聚焦在故事的“英雄”上:夏呂斯的姿態吸引了他。他告訴我們,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一塊拼圖,而在《白鯨》(Moby Dicky)不可思議的馬賽克、文本性和人中,德勒茲的注意力僅僅固著在了亞哈(Ahab)身上——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偏執狂。他只有一個想法,對抗抹香鯨的白色大墻。

巴特比的例子同樣意味深長。梅爾維爾的巴特比是一個沒有面孔的人物,四字句式便可為其作結。然而在德勒茲的分析中,他步入了包括亞哈、梅什金(Myshkin)公爵和基督在內的榜樣陳列室。



我們如何解釋,這種似乎重新回到了故事的詩學,及其“英雄”的做法?為了解釋這點,我們必須考慮到詩學和政治學之間的關係。這里反福樓拜的反例,會對我們有所啟發。

乍一看,福樓拜機器里到處都是德勒茲之井佈置的木桶:用於浸透每一個原子。通過取消性格,通過賦予個別性以特權,通過用分子運動浸透故事的每一時刻,福樓拜最終將特權狀態還給了敘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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