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初訪北京紫禁城，我的興趣竟是宮殿裏的那些門檻。準確的說，是鋸了一道一道缺口的門檻。那是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十來歲時，為了騎腳踏車而鋸開的地方。

清朝滅亡時，溥儀只是一個六歲大的孩子。民國成立後，他還在紫禁城裏住了十三年。一個三歲就做皇帝的人，在宮中無所事事的一年年長大，多悶，總得找點樂。

他弄來一部腳踏車，卻發現故宮並非曠野或公園，踏沒幾步便碰墻或撞上門檻。解決辦法？在門檻上開個缺口，呼的一聲就溜過去，嘩的一聲轉回來。


地方故事感性連結


那些“通道”，放在故宮七百餘年大歷史，幾近一萬個大小殿堂、房間的背景前，無疑十二萬分的卑微。可是，在我眼中，它們卻是一個一個的放大鏡，讓我看見宣統皇帝的困頓與壓抑。他若是普通百姓家的小孩該多好，大可以在宮外世界海闊天空的狂飆。


故宮最初給我的感性連結，就是溥儀與腳踏車的故事，教我一踩進紫禁城便去尋訪那些門檻；木頭居然說起話來。我聽得見古木的嘆息，是因為曾在1970年代接觸到陳之藩的《劍河倒影》散文集，一直忘不了末代皇帝嬉鬧聲中的淚光。


這半輩子走過一些地方，許多時候都是衝著一些人的文字而去。或且，在前去那地方的路途上，心頭一直縈繞著一些人的創作。因為蕭紅，我去了黑龍江呼蘭鎮；佛洛依德，維也納；卡夫卡，布拉格。登上巴黎聖母院最高處撫著大鐘，雨果的《鐘樓怪人》浮現眼前；走進維也納森林的秋霧，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響在耳邊。

前去柏林，想起寫《單行道》、《柏林童年》的班雅明；威尼斯，《看不見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卡爾維諾；沙巴，《中國寡婦山》的劉戈。在離開英國劍橋的火車上，自然輕吟徐志摩的“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歐洲之星子彈列車開進佛羅倫斯，徐志摩又在朗讀《翡冷翠的一夜》，“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沒有你我那知道天是高，草是青？”等等，等等。

（本文作者陳明發博士背包包近距離觀察歐洲文創城市，跟着徐志摩走英國劍橋，来到了“不带走一片雲彩”的康河畔）

有所認識有所向往


我們這一代上中學，天曉得什麽是手機、互聯網或彩色電視。上英文課要唸狄更斯的《遠大前程》；課餘閑得慌便泡卡繆的《薛西佛的神話》、周夢蝶的《還魂草》、沈從文的《邊城》之類的書，對倫敦、巴黎、臺北或鳳凰鎮等地方，仿佛就有所認識；開始有所想像與向往。

獨自生活或遊走在他鄉，有些什麽很深刻、很私己的體驗，是衛星電視觀光頻道，《孤獨星球》遊覽手冊，或一般旅遊書報雜誌的資訊所無法取代的？讓一些最原創的影像、聲音或想法，一路伴著走，就會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不見的風景。與事物。


坐在羅馬西班牙廣場的階梯上，想到奧黛麗赫本在1953年的黑白電影《羅馬假期》（上圖）中，就曾站在那兒品嚐雪糕，我便會心的自個兒笑起來。仿佛她還活生生在這世界上，而且認識我。

每個人都有他愛上一個城市的理由。我的城市體驗取向，很大程度上偏向歷史、文學與藝術。我在意大利米蘭時，有一晚，和一位美國青年閑聊，我問他，“到聖瑪麗婭教堂去看過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了嗎？”他說他沒興趣看畫。“那你來米蘭有何打算？”他告訴我他租了一部車子，第二天要到數十公里外的一個小鎮去住一個星期，說著說著眼睛就發亮起來，“我要天天品嚐最新鮮的白松菌，還有紅酒！”


文化資源變經濟資產


任何一個城市，至少都有兩個面貌。一個為人們腳所踩、眼所見，那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或遺忘的表象；另一個則常駐人們心靈，是不受年歲磨洗，深情無法取代的眷念。

這種經得起時間與空間考驗的貼心體驗，需要有能力揮灑原創精神的創意人，透過文字、繪畫、雕塑、工藝、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建築、設計、節慶、美食、老街古跡、客棧服務或企業經營等等文化創作，把讓人渴盼一再聆聽的動人故事說好。

看看我們的城市，要是掏不出有份量的文化創意，讓人有足夠的理由迷戀這地方，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著手去培養、挖掘會說故事的創意人。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文化特色、歷史遺產，卻往往蒙塵於匆匆忙忙的人們注意力外。協助創意人把文化資源提煉成經濟資產，城市才可能成為一種磁吸力進駐人心。（2010年3月3日 南洋商报經濟版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