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科伯恩和傑弗里·聖克萊爾在他們關於「西雅圖戰役」的報告中寫道，這是一次勝利，盡管末日預言家在「震撼世界的五天」（1999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之後的幾個月里說了些什麽，因為它將抗議者的「問題」直接放在了國家乃至全球政治議程上（Cockburn和St Clair 2000:1）。在那之前，國際貿易會議是相對不起眼的事務，其議程即使有報道，也是以經濟學家的枯燥語調報道的。西雅圖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第一個受害者是他們的身體隱身——在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世界經濟共同體等西雅圖會議之後，他們的身體隱身變得極為引人注目。隨後在華盛頓、布拉格、熱那亞和墨爾本舉行的會議也受到了類似的幹擾，盡管沒有一次會議像西雅圖會議那樣有效。安全部隊向西雅圖學習。華盛頓特區花了100萬美元購置新的防暴設備，並加班500萬美元，以確保該市在200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議上的安全。與西雅圖不同，抗議者無法阻止會議，更不用說關閉城市了。然而，以其自身的方式，這對抗議者來說是一場勝利，因為在這些會議上提供安全保障的成本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於幾乎不可能考慮舉行這些會議。出於同樣的原因，這些會議並沒有繼續得不到答復，世界社會論壇是最重要的回應。然而，重要的是，這些貿易談判的議程不再被報道，事實上也不再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考慮——經濟談判獲得了一張臉和一個機構。公理被證明是殘酷無情的制度，盡管這並沒有使它停止，但它創造了一種景觀，在這種景觀中，迄今為止沈默的少數群體可能開始帶來新的問題。

正如考克本和聖克萊爾所承認的，「西雅圖之戰」的影響可以與「五月事件」的漫長夏季相比較。

在一代人的時間里，你只能出其不意地統治這個國家一兩次。1968年5月/6月，令法國大吃一驚。法國政府當時非常小心，不讓這種不愉快的經歷重演。西雅圖事件發生後，國家安全機構也做出了同樣的反應，這對美國政府來說是全球舞臺上的一大恥辱(科伯恩和聖克萊爾2000:9-10）。

從1999年11月下旬到2001年9月，這一激進時刻令人振奮的樂觀情緒在當今時代難以回憶，而這也許是雙子塔倒塌造成的最具破壞性的影響。西雅圖最活躍的組織之一Ruckus Society的主任John Sellers評論道：

全世界的人都受到西雅圖的鼓舞，部分原因是它是歷史上電視轉播最頻繁的抗議活動。但也因為大多數人不知道在美國這里有真正的異議。但是，當他們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民主的外衣剝落，露出手持盾牌、手榴彈和毒氣的武裝衝鋒隊，對手無寸鐵的人群揮舞著化學武器時，他們真正明白了一個事實：這個國家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席卷美國的社會運動(賣方（2001:85）

然而，自9/11事件以來，這種不斷上升的政治異議形象實際上已經消失；被哀悼的摩爾濃度所取代。

全球情緒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盡管1999年美國對本國公民施暴的畫面令人震驚，但如今，面對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公民的暴行，這些畫面卻顯得蒼白。但這也不完全正確，因為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時仍然有可能將警察行動視為對公民自由的侵犯。盡管他們在所謂的毒品戰爭中已經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這場戰爭在克林頓和戈爾自認吸食大麻的時候達到了頂峰，但在布什以國土安全的名義統治下，公民自由正在遭受更大的打擊。西雅圖的照片也令人震驚，因為正如科伯恩和聖克萊爾指出的那樣，他們讓世界第一次看到了美國高度軍事化的警察部隊（科伯恩和聖克萊爾2000:100）。黑色頭盔、凱夫拉防彈衣和突擊步槍取代了藍色細線，成為和平的象征，這有力地證明了人們所希望的時代溫度的變化。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熱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