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文學的分子革命似乎回到了陳舊的亞里士多德的選擇，特權行動與性格的二選一中。福樓拜選擇了個別性以取代人物和cogito（思考）的法則。不過這麽做的時候，他犧牲了相對故事而言的生成性 [les devenirs] 。

然而，德勒茲做了相反的選擇。通過賦予生成性的反敘述權能以特權，他將權能集中在了榜樣人物身上。這些人變成了生成性的操作者和生成性的象征。對文學人物及其句式的分析與對《感覺的邏輯》（Logique de la sensation）中的形象（figure）的分析連接了起來。[17]


通過將人物的特征（traits）取走，通過阻止其與其他形象交流從而形成連續的故事，感覺的圖像性邏輯隔離了形象。不過，這麽做邏輯便退回到了圖像的層次中，它將形象釘死在了十字架上，準備逃往精神錯亂的不確定性中。關於巴特比的文本提供了圖像性形象的文學等價物，基督一樣的特異者[I'original，意為原始、獨特——中譯注]形象。德勒茲借用了梅爾維爾《大騙子》（Confidence Man）中的特異者觀念，這一人物/觀點將一束特殊的光打在了寓言上。

他同時借用了一部小說不能同時容納，多於一個的特異者這一想法。然而，他傾注在這一特異者形象身上的概念療法（traitement conceptuel），顯然遠遠超過了梅爾維爾的提議和意圖。特異者在德勒茲處變成了一類新的形象。


他因其孤獨而類似於圖像性的形象，這阻礙了敘述邏輯的展開。同樣，憑借將作品的運動象征化的能力，他得了限制在文本的實際布局中的精神分裂症。不過，相較於圖像性形象，他還被賦予了凝結（condenser）的權能，就像一面刻滿作品全部品質的盾徽。

德勒茲告訴我們，特異者表明“火焰般的表達線條（traits）”標志著“對無圖像思維的執著、對一個沒有解答的問題的執著、對一種沒有理性的邏輯的執著”。[18] 同樣的，特異者繼承了著名的作者的權能，即在語言中創造另一種語言。德勒茲告訴我們，他們的話語是“原初語言的殘留和投影，獨特而原始”。他們“將語言帶到了沈默和音樂這一界限處”。【191】這是因為他們在我們的本性（nature）中“見證了更原始的本性”，同時暴露了我們世界的“偽裝”。[19]

我們在這里可以觀察到兩點。首先，特異者的權能與作者的權能是完全一致的，風格是“看待事物的絕對方式”。德勒茲希望看到去連接的權能自己解放自己[déliée]，將自己釋放到由人物體現的小說的個別性中。不過，我們同時要注意到，他們扮演的角色在譴責我們世界的偽裝。

無疑，德勒茲會吃驚於這一假面和擬象的遊戲設想的徹底否定性的自然。此前，德勒茲與柏拉圖的理念相比要積極得多。不過，叔本華的根基同樣如此。在用一種前自然的本質性音樂對抗我們偽裝的世界時，他會意識到意志和表象的對抗。特異者是在兩種對抗形式下走向毀滅的意志和命運的一種模範形象。一方面，他是激增的意志，增加到了極限，由此崩潰。

在亞哈處，過度的意志會取消自身：因此巴特比通過將“不願意”這一執著肉身化（incarnant），宣布了意志轉向無效意志[volonté de néant]的巨大轉變。不過特異者——這無法模仿的人物從不模仿別人——的特質同樣對抗著模仿帶來的對子模型和復制品——父子血統關係同樣如此。特異者的文學權能正是叔本華賦予音樂的東西，存在於表象世界之下，起著支撐作用的真實世界的直接表達。小說的特異者將其音樂原則賦予“形象”，這種小說復原了圖像的輪廓。他表明作品的權能直面異質性，這即是說，這種權能不僅僅只是非人格性的多樣性不可預知的構造，而且完全是兩個世界的邂逅。

[17] [中譯注]中譯參德勒茲：《弗蘭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一、圓，圓形的活動場地”，董強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18] Op.cit., p. 106.[中譯注]中譯見德勒茲：《巴特比，或句式》，前揭書，頁174。

[19]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