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是主要類型的操作語句；它們不來自或依賴於其他語句。它們是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生產、流通和消費組合的組成部分。它們的主要職能是監管資金、人員、原材料、商品等的流動。流可以同時成為幾個公理的主題，但它們也可能缺少自己的公理，因此它們要麽被其他公理的結果所包含，要麽仍然「不受約束」。公理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出現，但更常見的是以合同、貿易協議、政策聲明、治理協議等形式出現。歐洲戰後重建的馬歇爾計劃是一個公理的例子，就像巴西1970年代的進口替代計劃和看似常年的全球戰爭一樣；它們是支撐和解釋各種法律、政策和條例的口號，這些法律、政策和條例使當今世界的日常生活具有結構、一致性和本質。在他們所謂的「概要草圖」中，德勒茲和瓜塔里確定了七個共同構成l「宇宙公理」的「吉文」。

加減法

公理可以隨意添加和刪除。資本主義的總趨勢是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增加公理；但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極權政權中，相反的趨勢是規則。

與國家相關的公理不同之處在於外國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的區別和關係。當一個綜合性的國內市場被組織起來以滿足國外市場的要求時，公理會倍增，這一點最為顯著(德勒茲和瓜塔里1987:462）

當債務纏身的極權主義政權試圖重組以避開第一世界信用機構的紅線時，這些對立的趨勢在第三世界以危機的形式趨同。如果極權主義的定義是撤銷公理，或者也可以將國家縮減到最低限度，那麽第三世界的發展表明，不僅極權主義政權大規模擴散的條件已經成熟，但從真正意義上講，他們受到了外部極權主義的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白宮本身強加的緊縮條件具有典型極權主義的特征。

在這些據稱仁慈的機構的要求下，國內市場被強制解除管制，政府開支被大幅削減，工資被削減到最低水平，以創造結構性條件——不成比例地——有利於外國投資（「準入」的公理），而救恩理應從那里到來。失去這些內部結構的後果是，第三世界國家被剝奪了與第一世界國家（如日本和德國）同樣的支持，但美國——一個臭名昭著的保護主義市場——也被剝奪了前進的道路。第一世界有效地利用其財政實力踢開了第三世界可能用來擺脫其臭名昭著的貧困陷阱的階梯（戴維斯2004:19）。正如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所指出的，第三世界貧困人口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正是政府的撤退（Davis 2004:19）。為了外國獲利回吐而犧牲了國內經濟。在二十世紀，是內部獨裁者創造了這些條件；今天是全球化。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差距很小。後者利用戰爭拯救其經濟。美國向貧困國家提供信貸以便它們能夠購買武器的政策已經在推動一些國家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這些機構，特別是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在不將矛頭指向人口統計的情況下，往往將貧困歸咎於治理不善，而不是全球化帶來的結構性不平等，指出基層缺乏信任和互惠是增長的主要障礙。3在這些支持下，「社會資本」的概念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增長。支撐這一思想的虛構故事是，如果社群主義態度得到適當培養，將阻止貪婪的獲利行為，並使社會正義得以繁榮。顯而易見但似乎沒有引起注意的是，社會資本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和勞動紀律：其確切目的是為外國投資創造安全的條件。社區發展實際上是金融分析師所謂的「風險處理」的代號，也就是說，它確定並試圖削弱「人為因素」是援助方案失敗的主要原因。如果村民更加社區化，他們就不太可能盜用援助資金，這一推理是這樣的，諷刺的是，這造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局面，自由放任的資本家發現自己在鼓吹「自由市場」的同時，卻在推動社會主義以保護他們的投資。然後，在農村建立合作市場被視為成功的標誌，而不是第三世界勞動力的微剝削和信息化的又一實例（Davis 2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