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帕爾（Adrian Parr）也參與了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對欲望的相當創新的理解，用它來考察過去是如何通過主流文化和政治被領土化的。在奧地利民族史學和以色列民族認同的背景下思考大屠殺紀念的不同形式，她所研究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大屠殺是如何作為一種反動的認同基礎發揮作用的。然後，她在記憶和史學的背景下思考文化和政治扮演的不同但相互關聯的角色。正是在這里，她擴展了她對大屠殺的分析，以考慮更為複雜的記憶運動，即在德勒茲與精神和物質記憶之間的區別的基礎上，對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系譜史的討論交織在一起。

勞倫斯·西爾伯斯坦（Laurence Silberstein）強調了欲望、威懾化和重建的概念對於我們如何重新思考並同時重新設定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項目的社會文化邊界的重要性。西爾伯斯坦所倡導的是一種雙重化的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化，他從改變以色列國家的主導結構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如何在以色列社會文化領域產生和傳播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西爾伯斯坦以阿拉伯-以色列小說家沙瑪斯為例指出，沙瑪斯既威懾了猶太人擁有的希伯來語，也威懾了猶太人身份的主要象征，只是為了將其重新本土化為以色列民族身份的語言。Shammas沒有在以色列猶太文化中爭取平等，而是選擇改變和改變以色列文化，超越多數猶太復國主義的前提，即「身為以色列人」等同於「身為猶太人」。當融入德勒茲的「成為」概念時，西爾伯斯坦指出，後猶太復國主義批評以色列民族身份是如何在猶太民族和國家中形成的，這可以為以色列的主體性開辟新的方向。

與帕爾一樣，尤金·霍蘭德也關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欲望概念，因為它在分裂動物分析中的形象。Holland選擇了分裂分析法來探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和家庭決定如何相互強化以及國家政治。荷蘭提出了一個振奮人心的論點，即主權國家早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大國。國家不再通過死亡和恐怖來執行秩序，現在生物權力國家壓制死亡，以便充分利用資本反過來占用的盈余生產，以產生更多的資本。這就是荷蘭所說的「死亡狀態」。他接著展示了死亡國家與當前「反恐戰爭」之間的聯系，提請我們注意資本、國家和家庭之間的融合。他概述說，死亡狀態是法西斯主義的一種形式，它通過恐懼將個人與另一個人隔離開來，這是以犧牲社區的整體社會利益為代價的。在這里，法西斯主義在大眾欲望的層面上擡起了醜陋的頭：以犧牲養育祖國為代價，對祖國的保護秩序進行力比多式的投資。霍蘭德認為，這種對祖國的過度投資本質上是病態的和法西斯的。

帕特里夏·皮斯特斯在分析第一、第二和第三部電影時，也關注歷史；結合馬克思主義和德勒茲的理論立場。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她對第二部和第三部電影的定義是，它渴望通過解決歷史的鬥爭和矛盾來提高政治意識。接著，她擴展了德勒茲關於自由間接話語是時間意象的論點，提出自由間接話語不僅在時間意象中起作用，而且也出現在第一部電影的動作意象中。在某些人看來，這可能是一種相當反德勒茲的方法論，她在「事件」的概念中接受了德勒茲的微妙辯證法。她提出，正如布坎南和詹姆遜所做的那樣，如果我們拒絕參與任何歷史決策活動，我們就要「中和」過去。她對辯證法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布坎南在其著作《德勒茲主義》中給出的定義，這是一種將「作為事件的存在」與「自身」隔開的方式（布坎南，2000年）。從這里開始，她繼續揭露電影的政治，認為當代電影與其說是表達「人民」的統一概念，不如說是表達在現實中作為自由間接話語運作的言語行為。通過這種方式，電影將不同的歷史結合在一起，同時揭示了這些歷史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