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面對的難題其核心肯定就在於此。【192】相對於模型和復制品的二元垂直世界，他起初似乎在反抗多樣性的水平世界。這是一項矛盾的工作，輾轉於碎石般思想的唯物主義和優雅動物或對稱建築的唯心主義之間的時候，他似乎在反對拼圖（patchwork，原文為英文——英譯注）的獨特計劃。相對於血統模型，其仿制品和罪責，他似乎在對比通過蜜蜂而受精的植物和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無辜植物。這一對兩種世界形象的簡單反對馬上遭遇了挫敗。

這不是在消解模範性繪畫帶來的多彩形象，而是在拷問這一形象。這一形象在對抗性沖動的中心得以確立，意味著一種圖像性的去形象化的對抗性工作。文學文本同樣如此：沒有填滿個別性的無序，而是狂妄地聚焦於揭示了其實際意義的特異者英雄形象上。我說過，德勒茲想用一塊地基取代另一塊，用經驗論者的英國地基取代德國觀念論者的地基。德勒茲希望回歸到粗糙的叔本華形而上學以及坦誠的象征主義者的文本解讀方式中。然而，這種看似令人驚奇的回歸表明，某些東西會挫敗這一簡單的取代；取代多樣性的植物人的無辜反而強化了一個掙紮於兩個世界之間的新的形象，這一形象由模範性人物指引。

當然，這不是一個關於不一致性的問題。要理解德勒茲主義詩學表面上的矛盾，我們必須重建中介秩序。正是這一秩序賦予文學以政治功能。小說的居民同時是一種召喚人們到來的許諾。這一政治賭注被鐫刻在文學事業里，被鐫刻在無偏愛（non-préférence）原則中。每一個主體的同等價值，一切表象的等級制度被還原為生成性的偉大的平等主義權能，這些都涉及文學和平等間的關係。

但是，確切地說，哪一種關係呢？為文學革新奠基的分子平等，與政治共同體能夠實現的平等之間是什麽關係？又是福樓拜為這個問題給出了經典句式。對他而言，政治平等屬於幻象的秩序，【193】表象性的doxa（意見）秩序，不可能改變的等級，不可能達成的關於統一的另類表述。人類個體不是平等的原子。這就是他給科萊的著名書信中說的：“如果我不像朝向乞丐一樣親切地朝向叮咬著乞丐的虱子，魔鬼就會把我帶走。此外，我確定人不比木頭上相像的樹葉更多兄弟：他們一起擔心，僅此而已。我們難道不是宇宙的流溢造出來的嗎？[ . . . ] 有時在盯著一塊碎石、一只動物、一幅畫之後，我覺得我進到了里面。人類之間的交流遠沒有這麽強烈。”[20]

這就是文學的形而上學固有的政治。這種政治把人類諸個體在社會中的平等，引向一種更偉大的平等——一種比貧民和工人要求的平等更為真實、更為深刻的本體論的平等。這種平等僅僅在分子的層級上進行統治。在友愛的偽裝背後，有一種將宇宙的纖維都連結在一起的同情。或者用叔本華的術語來說，有一種憐憫，它是作者的獨特情感，因為它超出了人類諸個體之間關係的秩序。[21] 兄弟共同體沒有本體論的一致性，沒有超乎古老的父輩共同體之上的特權。

德勒茲拒絕的正是這種反友愛的平等。文學創造的人不能被還原為擁有普遍物質的（substance universelle）地方情感的居民。分子革命確實是一項友愛原則。不過，並非通過其直接的情節發展，分子的平等實現了文學的獨一性，並且確立了友愛。我們必須將文學的偉大創造——自由間接話語——由福樓拜的寂靜主義（quietism）中奪走。


[20] Letterfrom Flaubert to Louise Colet（福樓拜與科萊的通信）,May 26,1853.

[21]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普魯斯特在寫給貝爾（EmmanuelBerl）的一封信中將其與友愛作比，在此信中他明確提到叔本華。Correspondance（《普魯斯特通信集》）,Paris:Gallimard, Vol. XV, pp. 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