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銳傑譯〈朗西埃·德勒茲、巴特比與文學句式〉(11)

事實上,在“巴特比或句式”中,【196】美國烏托邦可能是——或可能已經是——偉大的友愛希望的另一種圖景的呈現:與無產階級的世界相對的同志的社會;另一種偉大的希望,雖然同樣遭遇了充公(confisquée)的命運,可能性卻還是這麽豐富。

這一烏托邦與蘇聯的烏托邦截然相反——那一烏托邦在外部被父系的形象吞噬殆盡。美國革命不僅與英國父親決裂,同時還阻止了其權能,實現了一個沒有父子的社會,一個走在同一條路上的兄弟組成的小型國家——沒有開始和終結。

這一革命建立了一個少數派的國家,其小說擁有卡夫卡這一布拉格的德裔猶太人釋放的少數派語言的或語言中的少數派的權能。[25] 德勒茲為我們描繪了這一友愛美國的哲學:另一種文學形而上學圍繞著詹姆斯兄弟——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和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建立起來。


假設這一美國存在,我們會奇怪是什麽讓梅爾維爾預言了這一國家的存在。然而,德勒茲的這一選擇沒有近似者:關於皮埃爾和伊麗莎白的亂倫小說(roman)——如果我們忘掉由梅爾維爾處推斷出來的家庭大屠殺的話——事實上表象了兩種基礎截然不同的小說(fictions)的確切相遇位置:死去父親和原罪的戲劇藝術;土著的神話,兄弟姐妹在從來沒有父親的世界中走動的戲劇藝術。

觀察這一由此書而來的矛盾如何連接在一起是可能的。在德勒茲的分析中,有一本書扮演了向導的角色,有時候則緘默不語。我指的是勞倫斯(D. H. Lawrence)的《美國經典文學研究》(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26]


勞倫斯此書的意圖,在於由美國文學中摘取出,還籠罩在雙重迷霧中的新世界的真正秘密:唯心主義的純粹性(pureté)夢想還封存在歐洲和基督教的父子關係的宇宙中,緊接著是無辜的自由夢想和友愛的民主。

梅爾維爾和惠特曼這兩位作者完成了這一循環,在某種程度上將這兩種夢想用象征呈現了出來。梅爾維爾刻畫(incarne)了一個投身於理念的十字架的男人,處身於載滿理念瘋子的船上,狩獵著僅憑鮮血和直覺活動的存在,最終被這一存在摧毀。【197】

惠特曼則刻畫了一個非泛靈論的夢想,赤裸靈魂的民主。這一靈魂遊蕩在高速路上,除了遊歷外沒有別的目的,除了生下來就有能力在路途中辨識自身外,沒有別的社會形式。


不過,讀勞倫斯的時候,我們感覺到有一種張力,在抗拒兩人主張的明確的目的論:在勞倫斯對惠特曼這一異教徒偉大之處的體認中,夾雜著一絲嘲諷;在與梅爾維爾這一基督徒秘密串通之後,他在惠特曼處看到了未來的訊息,同時他注意到了他的雙重局限:

一方面,他對他同道的愛還是夾雜著同情,舊式唯心主義施捨的同感(sencir- avec)權能;另一方面,他天真地以為友愛可以馬上實現,我們可以馬上擺脫邪惡和罪惡。

而梅爾維爾,直面怪物的男人,找到了卓越的藝術權能(同樣,也可以說是真理的卓越權能)的承載者。勞倫斯想要呈現的美國真理,等同於將梅爾維爾的理性內在化的惠特曼,他將這一理性恢復為了民主的同情,天使和野獸角力的唯心主義權能。


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德勒茲告訴我們的。


他通過亞哈或克拉加特(Claggart),召喚出了一個友愛的美國。這些人物將會打落“父親的面具”,在特異者——“前自然”的人——和普通人類之間達成和解。不過德勒茲似乎通過顛倒勞倫斯的邏輯解決了這種緊張。他給了梅爾維爾惠特曼的理性,他將巴特比這一主動的遁世者,變成了美國開闊大道上的英雄。

他把皮埃爾-伊麗莎白這一對變成了同志社會的創始人,他把梅爾維爾變成了美國的表象—這一美國從一開始就希望,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共同體。

我們可以輕易地想象,勞倫斯面對這一美國圖景時的反諷畫面。在這里,德勒茲旨在再次建立文學的一致性,建立文學創造的人物的一致性。在文學的破裂(父系社會帶來的激進破裂)中,顯示表象世界的實際情形,【198】


[26] [中譯注]中譯見勞倫斯:《勞倫斯論美國名著》,黑馬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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