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對人類三個多世紀的生命政治實踐有更細致的劃分，他認為18-19世紀生命政治是一種事關生命支配權、族群治理模式的「健康政治」，體現了君主對被統治者的「權力意志」；20世紀生命政治更關注民族國家治理的規範化與體制化，強調柔性的規章制度、組織關係和文化習俗對人的生命意志的控制、規訓與重塑，因此是一種「種族治理」和「權力規訓」。21世紀生命政治則是福柯和阿甘本之外的「第三種政治」，它關注人類通過技術手段探尋生命機能與潛力，改善生命的生存條件並借此處理與其他智慧物種的關係，因此是一種「跨/泛智慧」物種的「後人類」生命「倫理政治」。[23]（P.3）

早先的生命政治實踐在三百年來的科幻文藝中都依托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敘事倫理而被建構起來，但是「後人類主義」及其話語範式在1970年代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24]（P.48）後人類時代，信息、媒介和基因等「技術成為人類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進入到人類身體內部，影響、支配甚至控制了人類思維與生存模式。」[25]（P.29）在此背景下，科幻文藝對「後人類境況」的書寫總是充滿批判的力量和話語的張力。以布拉伊多蒂為代表的批判後人類主義者認為，「後人類狀況不是一系列看似無限而又專斷的前綴詞的羅列，而是提出一種思維方式的質變，思考關於我們自己是誰、我們的政治體制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與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我們的共同參照系的基本單元應該是什麼，從而引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26]（P.2）

她認為「後人類主義」是對人文主義和各種人的形象的哲學批判，這一「人」的形象曾是普羅泰戈拉的萬物之尺度、笛卡爾式的主體或者是人類掌控的能動性與理性的自由主體。該批判宣稱要「重思」人類並在一個更大的星球生命圖景中提供人類與非人類（從動物到對象與機器）的相互聯系。[27]（P.18）因此，在網絡科幻小說中敘述者需要重塑後人類生命政治的內涵並在「人類中心主義」論調瀕臨破產的前提下思考其敘事倫理。對此，《廢土》《間客》《吞噬星空》《狩魔手記》《死在火星上》《異人行》等網絡科幻作品中的生命政治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進路。

《廢土》《狩魔手記》《異人行》不約而同地描述「核戰末日」後受到輻射環境改造的後人類（「寄生士」、外星基因改造人、「螻蟻人」）與人類之間的複雜關係，猜忌、爭斗、奴役、臣服與背叛構成了新舊人類間除了生存掙扎之外最重要的生命政治實踐，自覺的人性拷問和「命運共同體」的憂思使這些作品被打上了審美現代性烙印。《間客》《吞噬星空》《死在火星上》則把新舊人類間的生命倫理關係放之於浩瀚宇宙的視域中，不管這些新人類（基因改良者、超強煉體者、賽博格）是在新的生態環境下自然進化的智慧生命還是按照人類意志通過基因編輯創造的異形異類，它們都會挑戰人類的倫理關係，新生命倫理與生命政治也將在小說的敘事正義中得到體現。

如果人類依然把康德所尊崇的「道德律令」作為身份認同的圭臬的話，那麼，當我們面對克隆復制、基因編輯或人工智能介入生命實踐的後人類語境時就會面臨認知困惑乃至絕境。這正如《格列佛游記》這部古典後人類作品對「慧骃國」類智人「耶胡」（Yahoos）的描述：在失去了道德法律和人性約束的「廢土末世」，人變成「非人」，他們「例釋了人性在喪失理智或其他約束時所表現出來的某些極端層面——暴食、縱欲、貪婪、狂躁、嫉妒」而又暴力、齷齪和淫蕩的生物學特征 [28]（P.118），在極端生命政治語境下，「獸性的復生」與「人的獸性化」的「二律背反」構成了網絡科幻小說敘事倫理的內驅力。

[23]尼古拉斯•羅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紀的生物醫學、權力和主體性（導言）[M].尹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4]顏桂堤.後人類主義、現代技術與人文科學的未來[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12）.

[25]王影君.後人類時代的種群危機——阿特伍德異烏托邦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

[26]羅西•布拉伊多蒂.後人類[M].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27]左爾坦•西蒙.批判的後人類主義與技術後人類：兩種後人類未來的文化討論[J].社會科學戰線，2020，（8）.

[28]羅伯特•斯科爾斯、詹姆斯•費倫、羅伯特•凱洛格.敘事的本質[M].於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原題：副本模式、游牧身體與生命政治新範式——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後人類敘事」；作者：鮑遠福；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2022年04月；關鍵詞：後人類；網絡科幻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