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間部分

公理理論的運作本身——即它不停地尋找新的實現模式——產生了它無法解決的問題。

世界範圍內的不言自明原則越是將高工業和高度工業化的農業置於外圍，暫時將所謂的後工業活動（自動化、電子、信息技術、征服太空、過度軍事化等）保留在中心，它越是在中部、內陸第三世界、內陸南方地區設置周邊欠發達地區(德勒茲和瓜塔里1987:469）

為了尋找新的資本來源，資本自願入侵世界上的不發達地區，以便在不受高稅收、勞動力和環境限制的情況下建造和運營工廠；同樣地，如果損益表不再吸引股東的話，它會將整個行業以及第一世界依賴於它們的工作和生活都交給廢品堆。資本主義從來沒有興趣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事實上，不平等的交換對其運作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一個適應第三世界的社會民主制度也肯定不能保證將所有貧困人口融入國內市場；相反，它的作用是影響選擇可積元素的類破裂」（Deleuze和Guattari 1987:468）。今天，在第一世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戰略在所謂「應得的窮人」的言辭背後起作用。中間派指的是它認為沒有必要拯救的資本主義公民的屁股。

少數群體

什麽是少數派？這當然不是數字的問題——事實上，如果我們從純數字的角度看待事物，那麽那些在少數群體中占多數的人往往占多數。世界上窮人的數量遠遠超過富人，但他們的聲音很小。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財富總和，超過了整個非洲大陸的GDP，也超過了「人類最貧窮的一半」的收入總和（喬治·蒙比奧，引用庫克2004:232）。少數人的總財富必須以萬億計，從數字上看，他們顯然是少數人；他們確實是一個非常精心挑選的群體。然而，他們因擁有巨大財富而擁有的權力使得將他們描述為少數群體毫無意義。相比之下，構成人類最貧窮一半的30億人單獨或集體的權力非常小，因此將他們描述為少數群體並不是判斷上的錯誤。那個麽，為什麽德勒茲和瓜塔里說少數民族被賦予了不可計數的權力呢？

對於德勒茲和瓜塔里來說，不可數性指的是提出自己的問題、形成自己的問題的能力，更具體地說，是指定義在何種條件下可以獲得對這些問題和問題的滿意答案或回答的能力。今天，在經歷了這麽多世紀的苦難和沈默之後，世界土著人民正在向我們其他人展示這一力量的威力。如果20世紀60年代的靈感來自《馬埃斯特拉山脈》（Sierra Maestra）中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正如詹姆遜（Jameson）在該時期的文化史中所記錄的那樣，那麽20世紀90年代的靈感來自恰帕斯山脈（Chiapas）中的亞康芒特·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對許多人來說，通往西雅圖的道路始於墨西哥東南部的山區，當時扎帕塔人發起了他們的運動。6在20世紀60年代，切作為激進分子和烏托邦的形象對左翼來說是一個強有力的形象，但正如詹姆遜所說，秘魯和委內瑞拉遊擊運動的失敗實際上剝奪了它的烏托邦能量。遊擊隊失去了吸引力，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深刻的「第一世界左翼對革命性欲和魅力的剝奪」（詹姆遜1988:203）。紅軍派系和Baader Meinhof幫派引人注目的暴力事件讓許多左翼人士大失所望，戰鬥意識也被拋棄。隨後，遊擊隊戰士的形象被右翼盜用，並致命地轉變為恐怖分子的形象，實際上剝奪了左翼在意識形態上對右翼持有武器的權利。7因此，需要一個新的形象，這就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薩帕塔人。亞阿曼達人馬科斯（延續閱讀： 愛墾網 https://iconada.tv/profiles/blogs/iplop082） 在接受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羅伯托·蓬多采訪時這樣說：

士兵是一個荒謬的人，為了說服別人不得不訴諸武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未來是軍事的話，運動就沒有運動。如果EZLN作為一個武裝軍事機構繼續存在下去，它將走向失敗。失敗是一種另類的想法，一種對世界另類的態度。除此之外，最糟糕的情況可能發生在它身上，那就是上臺執政並在那里建立起一支革命軍隊。對我們來說，這將是一次失敗(馬科斯20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