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哲學已到達了某種極限，是該轉到別的東西上去的時候了，這種感覺在當時相當普遍，而它最常伴隨的是對人、人的終結、人的概念的一些極端的質疑。比如說，福柯當時最著名的話是：人的形象正在浮沙上消抹而去。



海德格爾對傳統人道主義進行了批判與瓦解。阿爾托、巴塔耶也不例外。因此，人的問題是關鍵問題。那個時候，我所嘗試要做的是，在分享其中許多詮釋的同時，與所有這些思想拉開距離。



當時，更經常地以追求非哲學或超哲學的方式出現的結構主義思想正凱旋高歌，它宣佈哲學已經終結，或者至少是哲學姿態不再是一種必要的姿態。列維-斯特勞斯就是這種情況，他受的是哲學訓練，但他不想做哲學家。福柯亦是如此。他們都懷疑哲學，也都質疑人道主義遺產。…

雅克•德里達(以下以答的方式出現)：我想說，這個以漢語讀者為物件的譯本，對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它不是眾多翻譯文本中的一種，這不只是因為您承擔了這項工作，而且還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講，一切能同時使我被中文世界的閱讀和得到回應的工作，鑒於哲學或政治的理由都是特別重要的。



從我的哲學工作一開始，情況就一直如此。但今天由於世界特別是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這個歷史時刻就變得特別敏感，而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這種翻譯工作是如何運作的，是如何使翻譯兩極的世界發生變動的。因此我想在嘗試回答您的問題之前先對您表示感謝。因為我將嘗試回答的問題都與中國這個目的地有系，或者說與我以某種方式所能解釋的這個目的地有關。

張寧…

如何利用文化心理學發揚光大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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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理學方面，文化心理學可以幫助解答一些倫理學難題。比如有一個難題描述起來很簡單，就是在鐵道上綁了五個人，而火車處於失控狀態，如果什麽事情都不做火車就會把五個人撞死。你正站在一個扳道旁，可以把火車轉到另一條道上，但不幸的是那條岔道上綁了一個人。你扳不扳扳手？在西方國家做研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應該扳。為什麽要扳呢？因為在西方的倫理決策里這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比較合適的道德原則肯定是犧牲少數，拯救多數。可是在中國，有相當多數的中國人認為不應該扳。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道德觀念，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所以我們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有天意在里頭，我們中國人不太願意替天行道的，所以我們不願意去扳這個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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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文化心理學的幾個經典研究

最近MIT幾個心理學家做了一個有意思的測驗。在左邊給出一個框，框內有一根線，右邊給出一個稍大的框，讓你畫一條跟那根線一樣的線，你畫多長？有兩種畫法，第一種畫法是參照那個框和線的比例畫一條同樣比例的線，這叫相對判斷；另外一種是畫一條絕對長度相同的線，這叫絕對判斷。心理學家通過核磁掃描的方法確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哪種判斷更容易。結果發現，亞洲人相比美國人更易於作相對判斷。這說明我們在思考時更容易參考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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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大眾文化特別強調個人主義的精神，例如麥當勞的廣告叫做“我就喜歡他”(I am loving it)，我不管你有多少人喜歡，我喜歡就行。而我們中國的餐飲廣告肯定得說“大家”都吃我的菜。從這個角度，很容易看到中國人的文化跟美國文化是不太一樣的。心理學家做過一個研究，給不同文化的人看魚的互動，然後讓他們回答一下這個魚幹什麽，為什麽這麽做。我們發現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對我們的判斷其實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說在一種情況下，一條魚領先，魚群緊隨其後，問被試者覺得領先的魚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我們在中國做的研究，大概有75%以上的人認為這條魚很高興，因為大家都來了，有伴了。我們在美國做出的結果則正好相反，75%的美國人認為魚不高興，因為我本來一個人挺自在了，你們怎麽都來了。　　…

文化心理學的定義 …

 2009年3月21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和心理學系彭凱平教授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系列跨學科講座邀請，在北京大學第二教學樓階梯教室發表了題為“文化與心理：探索及意義”的演講。講座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主持。

在講座正式開始前，汪丁丁教授引述了蔡元培先生請梁漱溟先生到北大講學的一段往事，以闡釋人文與社會講座的主旨：在五四運動九十年之後，回應當時在北大發生的關於中西文化的辯論。他引述梁漱溟教授晚年的話：如果我們不能尋找出孔子學說對應的心理學，則我們去講孔子實際是空話。他說彭凱平教授今天的講座，實際上是在解決梁漱溟先生提出的根本性問題。…

第三，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在國際場合動輒以強勢口吻和不當語言教訓其他主權國家代表十分突出，對中國也經常在各種國際場合以不實之詞妄加攻擊，特別要指出的是美國習慣於干涉中國內政，當然包括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在關係中國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上，違背中美建交時期和以後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對西藏、新疆和最近發生在香港的暴亂事件等純屬中國內政的事務都有染指，他們總是不惜工本尋找各式各樣的馬前卒為其服務，以搞亂中國、遏制中國發展為險惡目的，但是正義總歸是不可戰勝的，正能量總是不可阻擋的，14億中國人民永遠是不可戰勝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也必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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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的現實意義

進入新時代的中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幾年來在國際上受到普遍歡迎。很多國家和地區對這一創新倡議和理念給予高度贊賞並積極參與進來，因為這些理念是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是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勢。在這一進程中，也會遇到不少困難乃至於挑戰，因為存在認識上的差異，需要時間去溝通協調，更需要具有寬廣的胸懷去正確解讀中國的方案，遇到一些麻煩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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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因為翻譯就是那在多種文化、多種民族之間，因此也是在邊界處所發生的東西。而首先是對歐洲中心主義權威、國家一民族權威進行質疑的解構顯然遇到的就是翻譯的問題。另一方面，即便在我們自己所說的語言內部，比如我所說的法語，也可以說存在著內部翻譯的問題。法語中存在著有許多意義的詞，也存在著一些意義無法確定的詞，本質上，我的整個工作一直被嘗試思考法語及我所繼承的其他語言中那些具有幾個相互矛盾意義的詞所標識。比如可以舉下述這些詞為例：既意味著毒藥又意味著解藥的“pharmakon”，既意味著保護貞節又意味著婚配的“hymen”，既意味著增添又意味著代替的“suppl6ment”，既意味著差異又意味著延遲的“diff6rance”，等等。每個詞都是相當難譯的，甚至是不可能翻譯的，而且它涉及的是特殊習語。…

最近，另一種對文學的興趣把持住了我，雖然它涉及的是文學的那種聖經親緣關係，我在《賜人以死》這本書中有所展開。文學作為現代建制乃是一種非宗教的、世俗化了的制度，也就是說是一種擺脫了神學與教會的建制。但事實上，它保存了一些它想要掙脫的東西。在西方還是有一種文學神聖化的過程。文本是不能碰的。一個文學文本一旦寫成，就成了宗教膜拜的對象，有時還被偶像化。人們無權去碰它。而翻譯，從其近代意義上講，正好應當是嚴格的(翻譯也有它自身的歷史：翻譯、嚴格的翻譯觀念是一種近代的觀念)，因為它牽涉的是對文學作品絕對神聖化的尊重。所以，我相信文學保存了與宗教的某種親緣關係，即便它否定這一點，而從某種角度上說，一直存在著某種寬恕的場面：可以說作家因掙脫了宗教而向之請求寬恕。他與宗教之間存在著某種欠債關係。我也嘗試從這個角度去關注文學，比如在《賜人以死》中。…

問：在您發表《書寫與差異》的時候、法國哲學給人的印象是與文學經驗具有某種相當特殊而密切的關係。而您本身的工作也受到那些傳統小屬於“文學”實踐或文學姿態的影響。那麼這種文學的重要性是從哪兒來的呢?

答：的確，從一開始我的工作就一直受到文學經驗的吸引。而且．從一開始我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書寫是什麼?更確切地說是：書寫是如何變成文學寫作的?書寫中發生了什麼才導致了文學?這裏我恐怕會就文學的問題重複我剛才就哲學所談過的，即文學不簡單地是一般書寫的藝術，或者說不僅僅是詩學。…

其次，解構的責任自然是盡可能地轉變場域。這就是為什麼解構不是一種簡單的理論姿態，它是一種介入倫理及政治轉型的姿態。因此，也是去轉變一種存在霸權的情境，自然這也等於去轉移霸權，去叛逆霸權並質疑權威。從這個角度講，解構一直都是對非正當的教條、權威與霸權的對抗。這對所有的情況都是共性偽，以某種肯定的名義，這種東西並非一種目的，但它總是一種肯定的“是”。我常強調解構不是“否定”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一種肯定，一種投入，也是一種承諾。

那麼，究競對什麼說是呢?這相當的困難。首先對思想說是，對那種不能被還原成某種文化、某種哲學、某種宗教的思想說是。對生活說是，也就是說對那種有某種未來的東西說是。對要來的東西說是。假如我們想通過記憶去改變事物，那是因為我們喜愛將至的生活甚於死亡或者完結。因此，對思想、生活與未來來說，不存在終極目的，只存在無條件的肯定。…

問：您還說過：“解構哲學，恐怕就是以那種最忠實、最內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學概念所具有一定結構的那種譜系。同時也是從某種它無法定性、無法命名的外部著手，以求確定那被其歷史所遮蔽或禁止的東西，而這種歷史是通過一些對有利害關係的壓抑而成就的。”但這種解構實踐本身難道沒有某種意向或興趣所指嗎?或者說有某種隱蔽的終極目的(telos)?如果確實如此的話，那麼這種終極目的的合法性又是什麼呢?

答：如果您所說的終極目的指的是人們一直所理解的那個東西，即某種目標(fin)、某種最終的完成(accomplissement final)、也可以說某種有機的目的地(but…

我們可以將這種模式、這種邏輯、這種論證延伸到許多其他例子上去。這樣一來，假如我們為瞭解構而去質疑某種關於人、人性或理性的構型時，即去思考人或理性時、問題就不再簡單地是人性的或理性的。也不再是反人性的、非人性的或非理性的、如我所為、每一次都以解構的方式就理性之源、就人的觀念的歷史提出問題、有人指責我是反人道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的，但情況並非他們所指責的那樣。我認為可以有一種思考理性、思考人、思考哲學的思想，它不能還原成其所思者，即不能還原成理性、哲學、人本身，因此它也不是檢舉、批判或拒絕。說存在著其他的東西要思考而且以不同於哲學的方式去思考的可能性。並非是對哲學不敬的一種標誌。同樣地，要思考哲學就必須以某種方式超出哲學：也必須從別處著手。而在解構一詞名義下被尋找的正是這種東西。

問：但思考哲學，應當以邏輯的方式還是以修辭的方式進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