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因為翻譯就是那在多種文化、多種民族之間，因此也是在邊界處所發生的東西。而首先是對歐洲中心主義權威、國家一民族權威進行質疑的解構顯然遇到的就是翻譯的問題。另一方面，即便在我們自己所說的語言內部，比如我所說的法語，也可以說存在著內部翻譯的問題。法語中存在著有許多意義的詞，也存在著一些意義無法確定的詞，本質上，我的整個工作一直被嘗試思考法語及我所繼承的其他語言中那些具有幾個相互矛盾意義的詞所標識。比如可以舉下述這些詞為例：既意味著毒藥又意味著解藥的“pharmakon”，既意味著保護貞節又意味著婚配的“hymen”，既意味著增添又意味著代替的“suppl6ment”，既意味著差異又意味著延遲的“diff6rance”，等等。每個詞都是相當難譯的，甚至是不可能翻譯的，而且它涉及的是特殊習語。

在某個既定時刻，我曾說過如果要我給“解構”下個定義的話，我可能會說“一種語言以上”。哪里有“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哪里就存在著解構。世界上存在著一種以上的語言，而一種語言內部也存在著一種以上的語言。這種語言多樣性正是解構所專注與關切的東西。因為首先，我並不簡單地相信語言與思想間的差異。思想是通過語言進行的，哲學就與某種語言或某種語族相聯。所以，解構哲學，自然就是對某種語言指定某種思想這種局限性的關切。一種語言可以賦予思想以各種資源，同時也限制了它。因而，必須思考這種“有限”的資源。

其次，我對某些作品有特殊的興趣，我想到喬伊絲的例子，在那些作品中一個文本有時是以幾種語言寫成的。怎麼做才能翻譯一個本身就具有語言多樣性的文本呢?比如，我曾對一個關於喬伊絲的短文中的兩個詞十分有興趣，那就是“he war”兩個詞，在英文中聽起來像是“他／戰爭”，既然它涉及的是巴別塔，它也指神、戰神等，但在德文中“war”則是“是”動詞的過去式。所以，在《菲內根的守靈》這同一部書中，詞的統一體爆炸了，彌散了，繁衍了。因而人們不可能在一種語言中去翻譯這種東西。必須設法保持這種語言的多樣性特徵。

我想每回我們借助解構掙脫一種霸權並從中解放出來，就重新質疑了一種語言的那種沒有被思考過的權威。但我同時也認為人們這麼做的時候還是得以個體習語的方式去進行。比如說，我不相信有一種普世語言，我不相信世界語。因此，當我寫作的時候，我總是嘗試以一種“抵抗”翻譯的法語去寫。但悖論的是，正是那種抗拒翻譯的東西在召喚翻譯。也就是說譯者正是在他發現了某種限制的地方，在他發現了翻譯之困難的地方，才會產生翻譯的欲望，就像是“文本”“欲求”被翻譯一樣，同時他還必須為了翻譯而對他自己的語言進行轉化。翻譯可以說是一種對接受語言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