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達(以下以答的方式出現)：我想說，這個以漢語讀者為物件的譯本，對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它不是眾多翻譯文本中的一種，這不只是因為您承擔了這項工作，而且還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講，一切能同時使我被中文世界的閱讀和得到回應的工作，鑒於哲學或政治的理由都是特別重要的。

從我的哲學工作一開始，情況就一直如此。但今天由於世界特別是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這個歷史時刻就變得特別敏感，而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這種翻譯工作是如何運作的，是如何使翻譯兩極的世界發生變動的。因此我想在嘗試回答您的問題之前先對您表示感謝。因為我將嘗試回答的問題都與中國這個目的地有系，或者說與我以某種方式所能解釋的這個目的地有關。

張寧(以下以問的方式出現)：《書寫與差異》這本書，收集了您於1963年至1967年發表於法國重要的知識份子刊物如《批評》、《弓》、《泰爾凱》等上的11篇論文。您當年論述的對象廣及福柯、勒維納斯、海德格爾、列維-斯特勞斯、阿爾托、巴塔耶、布朗蕭等思想家，您是否能向我們回憶一下在您心目中，那個時代的知識氛圍最重要的特徵是什麼?　

答：的確，您所翻譯的這本書並非通常意義上的書，它是一本文集，一會兒我們會重新回到書的問題上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所發表的大多數文本，總是以某種多少不同於所謂“書”的方式出現的。總的說來，這是我的第一本書：這之前我曾發表了胡塞爾《幾何學之源》“導論”，不過1967年，我同時出版了三本著作，即《書寫與差異》、《論文跡學》與《聲音與現象》，與後兩本不同的是，第一本彙集了我從1962年到1967年所寫的文本，對我來說，它們的共同特徵是將我同時導向差異極大的哲學與文學領域的某種方式，我在閱讀不同的哲學與文學文本，也就是說福柯、勒維納斯、阿爾托或巴塔耶等的文本的同時，開始展開某種一般的哲學閱讀與解釋策略。一方面，這些文本處理的是一些哲學家的文本，但這些哲學家已多少與主流哲學傳統拉開了距離：福柯、勒維納斯並不是傳統大學中的哲學教授，他們標識了與深層傳統的某種距離。另一方面，這些文本也涉及一些文學作品，當然還有人類學文本，如列維一斯特勞斯的工作。

將這些我眼中如此不同的作者聯繫起來的東西是他們與書寫的關係，而我那時所重視的閱讀角度，也是從我當時所嘗試的那種書寫觀念中形成的，這種觀念尤其是在幾乎同一時期問世的《論文跡學》或《聲音與現象》得到了展開。

您讓我談談當時的“氛圍”。以一種有點兒整體的，可能也比較概括性的方式去表述，我大概會這麼說，當時人們談得最多的是哲學的局限，有時甚至是哲學的“終結”或“死亡”。就我個人而言，那時我雖然對於形而上學的關閉充滿興趣，但我從不贊成哲學已經完結的說法。因此我嘗試在關閉和終結之間尋找某種道路(在《論文跡學》中我曾對關閉與終結作了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