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寧·德里達訪談:關於漢譯《書寫與差異》(9)

問:您還說過:“解構哲學,恐怕就是以那種最忠實、最內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學概念所具有一定結構的那種譜系。同時也是從某種它無法定性、無法命名的外部著手,以求確定那被其歷史所遮蔽或禁止的東西,而這種歷史是通過一些對有利害關係的壓抑而成就的。”但這種解構實踐本身難道沒有某種意向或興趣所指嗎?或者說有某種隱蔽的終極目的(telos)?如果確實如此的話,那麼這種終極目的的合法性又是什麼呢?

答:如果您所說的終極目的指的是人們一直所理解的那個東西,即某種目標(fin)、某種最終的完成(accomplissement final)、也可以說某種有機的目的地(but organiue)、是必須為了達成其目的而組織起來的那種話語、是我知道我要去哪兒、我知道我在尋求什麼,並且以某種目的化了的方式去達成它的那種東西的話,那麼從這個角度出發,我並不認為解構有某種終極目的。從某種角度說它是無限定的,無止境的,它也不是相對主義,它在每一個不同的上下文脈絡中移動或轉型,但它沒有終極目的。這同樣適合對作為哲學動力的,即那種您稱之為“興趣”的解構,當然我以為解構也是有它的“興趣”的。不過每一次都應當嘗試去分析這些興趣。我不知道一般解構的一般興趣是什麼,但我想那種一般的解構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在既定文化、歷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構姿態。針對每種情境,有某種必要的策略,這種策略依情況的不同而有別,我們應當分析的是這種具體上下文中的興趣所在。顯然,解構、解構姿態今天對於我來說與四十年前是不一樣的,因為情況發生了變化,哲學場域、政治場域在法國、歐洲及世界都發生了變化。而這種姿態在中國文化的實踐也不可能是一樣的,因為傳統、記憶、語言都不同。所以每一次具體的“興趣”都是不同的。

這說的是,存在著一種對所有解構姿態,或者更確切地說所有解構事件(evenements)(解構不只是一種姿態,也不只是一種方法或技術)共同的動力,更準確地說共同的興趣嗎?我常說,解構,是那種來臨並發生的東西,不是大學裏限定了的東西,它並不總是需要一個實施某種方法的行動者(agent)。那些使社會、技術轉型了的事件就是解構性的事件。由於這些解構性事件每次都會有一種新的興趣輪廓開始發生作用,而每次都應對這種發生作用的興趣進行分析,而這種興趣,我再說一次,在今日法國與今日中國之間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昔日中國與明日中國之間也會有區別,不是這樣嗎?

但每一回,它們共同的東西,首先是回顧,也就是說行使記憶的權力,去瞭解我們所生活于其間的文化是從哪里來的,傳統是從哪里來的,權威與公認的習俗是從哪里來的。所以,沒有無記憶的解構,這一點具有普世有效性,無論是對歐洲文化還是對中國文化來說都有效。即便記憶內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須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東西作譜系學研究。那些如今起規範作用的、具有協調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來歷。而解構的責任首先正是盡可能地去重建這種霸權的譜系:它從哪兒來的,而為什麼是它獲得了今日的霸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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