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哲學已到達了某種極限，是該轉到別的東西上去的時候了，這種感覺在當時相當普遍，而它最常伴隨的是對人、人的終結、人的概念的一些極端的質疑。比如說，福柯當時最著名的話是：人的形象正在浮沙上消抹而去。

海德格爾對傳統人道主義進行了批判與瓦解。阿爾托、巴塔耶也不例外。因此，人的問題是關鍵問題。那個時候，我所嘗試要做的是，在分享其中許多詮釋的同時，與所有這些思想拉開距離。

當時，更經常地以追求非哲學或超哲學的方式出現的結構主義思想正凱旋高歌，它宣佈哲學已經終結，或者至少是哲學姿態不再是一種必要的姿態。列維-斯特勞斯就是這種情況，他受的是哲學訓練，但他不想做哲學家。福柯亦是如此。他們都懷疑哲學，也都質疑人道主義遺產。

儘管這些人很多都不承認自己是結構主義者，但結構主義畢竟是在當時佔統治地位的。1966年，我在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結構、符號與遊戲》的演說，它也收集在《書寫與差異》這個集子裏，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對這個時期的某種一般解讀。其實，對您所提出的問題的最佳解答，大概是在該文本的最後我嘗試分析法國當時關於人的終結的那個部分，還有《邊緣：論哲學》中題為《人的目的》一文。

在這兩個文本中，我試圖分析法國這個時期的思想局限、同時質疑結構主義。儘管我對結構主義名下的許多工作滿懷敬意。但我還是對它的那些哲學預設提出了質疑、即向已構成的科學，如語言學與生物學借用結構模式、然後將之轉換到所有領域中去的那種想法。

這個在美國的演講後來編入了這個集子的後面、它所提出的問題在美國打開了所謂的“後結構主義”之路、也可以說“後結構主義”就是從那裏開始的。因此幾乎就是《書寫與差異》中的第一個文本《力量與意謂》，和最後的這個文本標識了與當時佔主流地位的結構主義的某種距離。它不是一種批評，而是另一種表述方式。

既然您問到當時的“氛圍”，我可以說那是一種我無法贊同的對哲學的不信任的氣氛。我當時想試著一方面強調瓦解形而上學的那種必要性，另一方面強調無需否定哲學。也無需去說哲學已經過時，這正是困難的來源，我一直就處在這種困難之中，(我承擔，而且也接受)的這個困難，就在於解構哲學而又不要瓦解它，不要輕易打發它或剁奪它的資格。我一直沒有間斷地處在這兩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