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寧·德里達訪談:關於漢譯《書寫與差異》(10)

其次,解構的責任自然是盡可能地轉變場域。這就是為什麼解構不是一種簡單的理論姿態,它是一種介入倫理及政治轉型的姿態。因此,也是去轉變一種存在霸權的情境,自然這也等於去轉移霸權,去叛逆霸權並質疑權威。從這個角度講,解構一直都是對非正當的教條、權威與霸權的對抗。這對所有的情況都是共性偽,以某種肯定的名義,這種東西並非一種目的,但它總是一種肯定的“是”。我常強調解構不是“否定”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一種肯定,一種投入,也是一種承諾。

那麼,究競對什麼說是呢?這相當的困難。首先對思想說是,對那種不能被還原成某種文化、某種哲學、某種宗教的思想說是。對生活說是,也就是說對那種有某種未來的東西說是。對要來的東西說是。假如我們想通過記憶去改變事物,那是因為我們喜愛將至的生活甚於死亡或者完結。因此,對思想、生活與未來來說,不存在終極目的,只存在無條件的肯定。

問:我們甚至不能說存在著某種方法論的目的論。

答:不。我常說,解構不是一種方法,但可以有些規則。

問:那麼,使那種被解構的東西以新的方式重現的那種可重複性該怎麼描述呢?

答:那是肯定的重複性。我想要保持我所解構的一切的那種鮮活性。所以那不是一種方法。不過我們的確可以從中找到一定的規則,至少是臨時性的規則。這就是為什麼解構雖然不是一種方法,但卻可以被傳授。它有一種可以被傳授的風格或者說姿態,因為它們能夠被重複。即便這種重複根據不同的物件、不同的上下文而有所變化。雖然解構不是一種方法論,它卻有些方法的規則可以傳承。也正因此,還有教學的可能。也正因此,我在批評大學的同時也贊成大學。我贊成對哲學的傳授。因此我相信有一些方法。但解構不是一種偉大的方法論,也不是一種偉大的思想技術。

問:在《暴力與形而上學》中您談到作為哲視宰製主義的理論帝國主義。觀看的問題因此作為形而上學的重要因素被提出。另外您在《聲音與現象》中又質疑了形而上學中聲音至上的現象,這兩大帝國在西方形而上學中的關係又是怎麼樣的呢?最近您又在探討“觸覺”的問題,這個新的興趣又是如何與上述那些論題聯繫起來的呢?

答:關於理論,的確,在所有您這裏提到的文本中,我都一方面嘗試強調並解構聲音、語音的霸權,另一方面去解構觀看的霸權。我在《聲音與現象》中曾指出過這兩種特權並不互相排斥。人們可以同時賦予哲視與聲音特權。而那正是邏各斯中心主義與語音邏各斯中心主義因為您的翻譯工作正好出現在我的思想軌道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就讓我們以更當下的方式來談這些問題。由於您提及的這項關於觸覺的研究,我最近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海德格爾強調過的那種理論、哲視(theorein)、看的特權,布朗蕭和我也強調過的這種看的特殊地位,其實在整個哲學傳統中、並非與觸覺的特權不相相容。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發現。透過對柏拉圖、康得、胡塞爾的閱讀、我們可以將所謂的“理論”或本質(eidetique)特權與我稱做觸覺的(haptique)觸覺(toucher)特權扣連起來,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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