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TPP對中國發展的不良影響，從中短期看，中國必須實現加入WTO後的第二次開放，重新調整中國在GVC中的運行形態和關系；從長期來看，則要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崛起，千方百計地構建以我為主導的GVC，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十三五”期間，中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是要重構由我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這個期間構建由我主導的GVC，條件已經具備。一是中國市場規模巨大，二是我們提出了成為創新驅動的國家，這不可能建立在為美國“打工”的GVC之上；三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上升；四是對外改革倒逼對內開放。為此要樹立國際視野，加強戰略思維，協調國際政策，拓展國家利益，提高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

中國與TPP的關系，根本上看還是中美關系。中國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關系，都替代不了中美關系。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目前仍然是全球化規則的制定者，未來“TPP+TTIP”所形成的規則，必將統治全球主要的經貿投資關系，而且中國要進一步發揮“後發優勢”，必須有效地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尤其是美國強大的創新能力對中國經濟的“溢出效應”。

在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間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業已形成的全球價值鏈（GVC）。這條GVC是中國在WTO規則下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並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也是未來中國產業升級的起點。未來在TPP和TTIP下，這條鏈接中國與世界經濟中心的GVC的形態和特性，會有很多改變，並極大地影響中國的中長期發展進程和發展水平。綜合來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改變了GVC上的“發包——承包”關系，從而導致貿易轉移效應。TPP成員之間對1.8萬種左右的商品貨物執行零關稅政策，以及最大限度地削減非貿易壁壘和實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原來來自美日加等發達國家的外包訂單，會逐步轉移到與中國的比較優勢有競爭和替代關系的TPP成員國。其中最有可能轉移的貿易額是中國的紡織服裝、消費類電子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於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在這些產業的要素稟賦上與中國有很大的相似度，而且這些年中國這些產業的要素成本上升太快、競爭力不斷弱化，因此，這些國家有可能成為搶奪原本屬於中國企業的外包訂單的主要競爭者。

二是改變了GVC上的資金流動關系，從而產生投資和產業的轉移效應。一旦TPP實施，可以預料的是：不僅來自發達國家的FDI將更多地流向TPP的成員國，減少中國吸收FDI的數量，而且已經在中國的FDI企業以及中國的本土企業，都會想方設法把投資和產業向TPP中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轉移，一方面是為了獲取零關稅及貿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好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其產業鏈配套的需要。

三是改變了GVC運行的競爭（遊戲）規則，中國因不滿足其參與遊戲的條件和資格而被踢出GVC鏈條，即危及中國的國際代工者角色。環境保護、勞工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競爭中立、國有企業等等，都是TPP下GVC運行的新規則，中國不接受它們也意味著無法繼續與其在GVC上共舞。

四是改變了GVC上的產業國際分工格局，迫使中國相關產業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中國在產品內國際分工處於低端的格局，被TTP釜底抽薪。如缺乏產業鏈配套的越南與中國在電子產業的競爭，主要集中在後端的加工、組裝、裝配等低端環節。本來隨著大陸沿海地區這些年要素成本的迅猛上升，這些相對低端的產業可以向中國內陸地區進行梯度轉移，但是在TPP下它們會發生猛烈的“外移”而不是“轉移”。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好事情，它使我們立足於3C產業進行自動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

破解TPP對中國發展的不良影響，我覺得從中短期看，中國必須實現加入WTO後的第二次開放，重新調整中國在GVC中的運行形態和關系；從長期來看，則要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崛起，千方百計地構建以我為主導的GVC，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

1、第二次開放的主要目標，是要把適應WTO規則轉變為適應ＴＰＰ規則，主動調整中國在GVC中的運行形態和關系。要高度清醒地認識到，不主動創造條件加入TPP，就被排除出世界經濟的遊戲規則之外，就可能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要盡可能以我們的主動調整消除對發展的被動。具體說來，第一步是一方面要以更大規模和程度的自我主動開放，爭取在若幹自貿區模擬TPP的自由貿易條件和環境。為此建議進一步深化現有自貿區中政府負面清單管理改革，實行類似於TPP的開放政策，如果連我們的自貿試驗區都不能接受TPP，那麼我們根本不可能在整個國家層面正視TPP。另一方面，要通過與更多的國家啟動實質性地的雙邊談判，打破ＴＰＰ對中國的封閉，拉長中國參與GVC的縱向非一體化鏈條，爭取次佳的國際分工合作地位。

其實，TPP所主張的新的全球化規則，大部分都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做的事情，或我們老百姓想要的東西，如環保、勞工保護、國企改革、政府減少幹預、知識產權等等。當然，因為國情所限，我們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國給定的線路或目標進行改革，而且，因為處於我們現在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有些要求我們一步還做不到。對那些脫離我們現在發展階段的一些事情，如農產品零關稅，勢必影響幾億農民生活，所以要謹慎，有些要逐步開放。但無論怎麼說，TPP的基本理念是代表著進步而不是對抗，肯定具有從外部促進我們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功能，尤其是政府負面清單管理改革。對此，中央政府已經表態，應持開放的態度。我們不能一方面鼓吹市場取向的改革，另一方面又那麼害怕和反感TPP。

2、構建以我為主導的GVC，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十三五”期間，中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是要重構由我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這個期間構建由我主導的GVC，條件已經具備。一是中國市場規模巨大，二是我們提出了成為創新驅動的國家，這不可能建立在為美國“打工”的GVC之上；三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上升；四是對外改革倒逼對內開放。為此要樹立國際視野，加強戰略思維，協調國際政策，拓展國家利益，提高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

為此我提出的第一個建議：要沿“一帶一路”戰略來構建由我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是開放而非地理規劃，關鍵是沿帶與路構建全球價值鏈。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如果沒有全球價值鏈連接，那你走出去幹什麼？沒有價值鏈，城市與城市之間就有沒有貿易和投資活動，即使有，也沒有足夠的經濟紐帶和利益。海上絲綢之路，我們首先跨出的地方是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今後加工業都會逐步遷到那邊去。

第二個建議：要把“一帶一路”戰略與長江流域經濟帶戰略結合起來，構建由我主導的開放的國內價值鏈。長三角地區是“一帶一路”戰略與長江流域經濟帶戰略的交匯點和重要節點區域。要沿長江流域中心城市構建開放的、由我主導的國內價值鏈，以及能力分享型的全球創新網絡。為此需要實施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以供國巨大規模的內需來虹吸全球先進生產要素，提升城市經濟地位。

第三個建議：構建由我主導的GVC，要重點進行經濟全球化的四大要素建設。一是嶄新的全球化理念。二是強大的全球化企業（GVC的鏈主），有自己名副其實的跨國公司，能夠根據投資和生產布局來形成一個合理的，由我所主導的，而且基於跨國公司內部供應鏈基礎上的價值鏈，那才是“一帶一路”的基礎。三是平臺和載體型的全球化的城市，這是吸收創新要素雲集的基本載體。四是馳騁全球的全球化經營人才，這是GVC遊戲中的主角。

（作者為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江蘇省社科院院長、南京財經大學校長，文章轉自2015-10-16 財新網）